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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即“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该文中，赛德曼区分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崇奉和迷恋于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试图追求一套正确的概念和解释策略的前提。但是，沉湎于基础性争论的社会学理论，几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因为作为基础的标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异质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元理论话语，并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终不过是一种有关研究纲领和经验分析的“合法化修辞”而已。而“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的社会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的意图。因此，他坚决主张复兴古典社会理论中的“道德意图”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古典理论家未能对局部环境和社会多样性予以充分的关注，进而模糊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消除了人类体验的独特性，最终将支配和服从的体系合法化了，并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泛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在赛德曼看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更家糟糕，以扭曲的认识论体操来替代具有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具体争论，将本质主义和总体化的倾向永恒化。因此，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理论，摒除现代传统中的核心元假设，而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社会叙事”。 贸然断言“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应的文章中，亚力山大就认为怎么也看到社会学的终结（Alexander，1991），而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终结”（Lemert，1991）。不过，有人更是将后现代的立场推到极端，认为社会理论也应终结，因为对于认识论特权的后现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于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事实，唯有解释，任何真理声称不过是权力意志运作的假象罢了。赛德曼的后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会理论，在这种视角主义的元理论之下，也无立足之地，因为即便是局部性的条件和后果，也一样是难以讲述的故事，都是同质化的总体化努力（Antonio，1991）。 但有一点，赛德曼对社会理论的话语性和理论应当进入和影响公共领域的强调，则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与附和（Richardson，1991）。事实上，对于叙事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或者说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无疑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学术运动，当然，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中的一部分，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但自从利奥塔拒绝信任现代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以后，叙事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词汇。根据利奥塔的观点，叙事主要是在传统知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现代科学借助于启蒙叙事来为自己进行合法化。不过，利奥塔意识到，“‘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利奥塔，1979/1997：130）。 何为叙事（narrative，又译为叙述）？从拉丁词源来看，叙事（narros）就是认识（to know）（Emihovich，1995：38）。不过，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叙事是指任何散文体的话语，即任何由完整的句子构成连为一体的陈述的文本。在此意义上，叙事话语不同于具有韵律节奏的诗歌话语。社会学的研究资料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简短的回答（比如国籍、兴趣领域）、数字格式（比如在特定的量表中就特定的话题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程度的数字）和叙事（比如有关回答者自己为什么对特定立场感兴趣的一段文字）（Polkinghorne，1995：6）。 这种对于叙事的宽泛看法，显然同巴尔特的观点颇为吻合。“叙事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社会。叙事与人类的历史一起降临，没有叙事的民族何曾有过？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叙事……叙事是世界的，是超越历史的，是跨越文化的：就象生命一样，叙事无所不在”（Barthes，1977：79）。巴尔特关于叙事的普遍存在的揭示，主要是立足于神话、传奇、寓言、历史、戏剧、绘画、电影与谈话之类偏重于文学性的题材。 但是，既然叙事无所不在，又何来叙事转向？原来，当今所谓的叙事，具有了一个更为明确而有限的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话语，即讲故事。在故事中，事件和行动借助于情节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阿伦特（Arendt）曾言，“任何哲学、分析、格言，无论多么深刻，在意蕴的丰富和强度上，都不能跟一个恰当讲述的故事相比”（转引自Stephenson，2000：112）。而本雅明（Benjamin）则于20世纪30年代，在慨叹“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时曾说，“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本雅明，1936/1998：77-78），因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82）。本雅明发现，“经验已贬值”（78），而“消息的广泛传播是这种状况的祸首……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的通体清澈”（82）。在本雅明看来，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83）。所以，不难看出，复兴叙事的主张，是在一个意义缺乏的时代或者讲故事受到极大局限的时代才会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