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无不悖论的是，尽管具有种种的约束，社会科学家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使用着文学的手法，因为只要存在沟通，就设及说服别人，就要使用特定的修辞策略。比如，在所有的论述中，隐喻几乎是无所不为的。实际上，“隐喻的本质就是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外一种事物”（Lakoff and Johnson,，1980：5）。隐喻主要是通过比较或者类比来实现的。即便在非常日常、平实的语言中，隐喻也无所不在。不仅是措辞，关键是隐喻也可能决定我们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比如，科学家都认为学术讨论是通过“论证”（arguments）来进行的，而不是借助于“叙事”。论证被认为是通过引用证据和进行归纳推理而发挥作用，也就是通过外在于话语的标准发挥作用；但叙事的力量却建立在其形式的基础上。我们姑且不谈证据之有效，取决于它们组织整个“故事”并由此给出其意义的方式（改变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会使其整体意义发生变化）（参见迈尔斯，1999：156），单说论证本身，根据拉卡夫和约翰逊（lakoff and Johnson，1980）的分析，其实也是遵循着“论证就是战争”（argument is war）的隐喻模式进行的。显然，这种隐喻决定了我们在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比如攻击对方的观点，竭尽全力地保卫自己的立场。而在这样论争时，显然可能故意忽视对方立论中的合理之处，掩盖自己观点的不足之处，抓住对方的弱点给予致命打击。这样一来，又如何保证真理越辩越明？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论战的胜负，比如双方在科学共同体中可能不同的权威地位，可以利用的学术之外的资源。而如果我们不将论证过程视为一种战斗，而是看作一种需要双方密切配合的活动，那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将论证视为战争，其实无意之中透露出知识与权力和征服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战一方面迫使双方都以防御的姿态论说（在可能暴露给敌人的薄弱环节上增添伪装），同时也诱使人以一种独断和权威的语调表达，以壮声色。 显然，迄今为止，社会学主要还是倾向于“叙事的分析”，而对于“叙事性分析”则未有很好的发展。不过，就社会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言，似乎都与一种独具魅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讲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起源的观念动力的故事，尽管对于这个故事的解读具有种种的分歧。再比如销量极大的社会学著作《Tally’s Corner》，之所以吸引公众，大概与其颇似一部情节生动的小说有关。而社会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边缘化，显然同社会学不能提供含义深刻、韵味无穷的故事有关。社会学的危机，特别是在公共话语中地位的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学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吸引力且有效力的故事。即便有时社会学揭示了现实的关键方面，但它们也是掩埋在抽象的概念和命题当中，对于圈外的公众而言，难以构成共鸣。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和有兴趣将抽象的东西与自己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所以，或许当代的各种抽象理论对于社会控制不无帮助，但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出路，并无多少意义。最为关键的是，当一种有关社会生活本身的科学不能为公众提供生活意义的蓝图的时候，专家的诠释也就只能为系统的控制服务了。而普通民众，谁去关心抽象而充满了专业术语的命题或者命题体系？我相信多数职业社会学者，趣味大概也与一般公众相同。 而叙事性分析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故事。而要讲述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形成或者发现一个动人的情节，将一系列事件按照特定的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当然，“情节的形成，与理解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即所谓的阐释学循环”（Polkinghorne，1995：16）。在情节化的整体和作为部分的资料之间，必须相互适应。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艺术创作的一个方面，社会学运用的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想象力，必须在收集到的事件或行动的基础上构划情节，不能随意地变形。情节更是不能与主要的事件或行动发生矛盾。但是，为了讲述故事，也不是要将所有的收集到的素材派上用场，凡是与故事的发展关系并不密切的要素，不必成为研究结果的一部分。 叙事性分析，提供的是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与注重“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的取向不无类似之处。但是，叙事性分析——当然，在此用分析这个概念其实不大适合，因为在建构包含情节的故事时，似乎更多地通常所谓的综合联系在一起——所得出的结果，更具有开放性，意义更加丰富。由此产生的文本，同阅读者或者故事的聆听者，更能产生休戚相关之感（relevance）和共鸣。 另外，更重要的是，也是许多哲学家所关注的，叙事形式取代理论形式成为道德变迁和进步的主要媒介。叙事形式更能让我们包容他人（embracing others），因为“逐步将他人视为‘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us），而不是‘他们’，首先有赖于对不熟悉的人是什么样的详细描述以及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重新描述。这不是理论的任务，而是诸如人种志、新闻报道、连环漫画杂志、记事戏剧，特别是小说之类的体裁的任务。由此种认识，可窥反对理论、走向叙事之一般转向也”（Rorty，1989：xvi）。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社会学倘要完成好自己的阐释性工作，首先必得以促进不同社会背景之人类沟通为己任，而叙事显然是最为合适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