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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先生的思想是搞近代史研究的不一定就得是学历史专业的。你是学哲学的，可以搞近代思想史研究；学文学的，可以搞近代文化史研究；学经济的，可以搞近代经济史研究；你学外语的，可以搞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等。 大概是1964年的四、五月份，近代史研究所派出的同志就到了我们杭州大学。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班里另外一位同学被叫到了系办公室，当时老师说的是，教育部要来检查我们的教学质量，我们俩人今天上午要在系办公室各做一份翻译试卷，可以带着字典去。记得题目不多，主要是俄汉互译。考完之后，我们也还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到了近代史所之后才知道，这就是当年近代史所同志出的试卷。我们做的试卷后来就带回了近代史所，搞翻译的老同志们批阅了我们的卷子，这就是我到近代史所的一次测试。通过考试之后，毕业时我就顺利地来到了近代史所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是金子总会发光，您工作之初，在近代史所主要从事哪些工作？ 陶文钊：我是1964年进的近代史所，10月份就到了甘肃张掖去搞社教，我所在的公社是乌江公社。1965年的6月份之后，我们又到山东黄县大吕家公社于家口大队去进行劳动锻炼，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半年，等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当时近代史所还有一部分同志在江西丰城县搞社教，他们那边人手不够，所里又抽调了一些新到所的同志去支援他们，我也在增派之列。我们到了丰城县张巷公社凤池大队，我记得1966年的春节我们就是在那里过的。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2年，这6年时间里没有做什么研究。 隔代修史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到了清代修明史，到了民国修清史，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当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可是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几乎还没有研究，所以中央就批准所里开始做中华民国史。我记得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中华民国大事记组、中华民国人物传组等，为写中华民国史做准备，一共有三四十人，几乎把所里的年轻人都包括进去了。 1972年，从干校回来以后，“运动”还没有结束，近代史所就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研究。我在近代史所也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近代史所是整个学部恢复业务工作比较早的一个单位。“运动”的这些年所里的同志们几乎都没有机会学习、搞研究，恢复工作后大家都很积极。 我开始做我的本行，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当时中央组织翻译三种书，分别是国别史、回忆录以及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著作。翻译国别史是因为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可是我们对这些国家，尤其是非洲的一些小国了解很少。所以，当时出版了一批国别史，主要是从苏联出版的著作翻译过来的，都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回忆录是因为当时各国领导人出版了许多回忆录，如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等，他们的回忆录都好几十卷，也都翻译过来了；第三种书就是关于中苏边界和中苏关系的书，这也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当时他们找到了近代史所，所以，我们也参加了一批中苏关系的书籍翻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