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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当代美国问题的研究，那么您又是怎么从研究历史过渡到研究现当代问题的？ 陶文钊：这个转变的过程我倒没有觉得像先前那么辛苦。1993年正值我们社科院各个所领导班子换届，那一年的下半年，我正在英国公共档案馆做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完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写作。到了1993年的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节前夕，我已经准备回来了，这时候接到了当时美国所所长王缉思先生给我发来的一个传真，通知我美国所的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已被调到美国所当副所长了。 从1994年过了元旦，我就开始在美国所上班了，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工作调动。那年我50岁，又站在了新的学术起点上。我在近代史所待了30年，从1964年参加工作到1993年，整整三十年。在近代史所的这三十年给予了我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包括踏实严谨的学风，以及做学术的方法等等。虽然到美国所时我已经50岁了，但是直到65岁我还觉得我的精力很充沛。 从近代史所调到美国所之后，也为我从研究历史转向研究现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中美关系史》三卷本奠定相关学界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所撰写的《中美关系史》三卷本，不仅被选为高校的重点教材，还被学界誉为“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学术史上一根重要标杆”，您能谈谈这三本书的写作历程吗？ 陶文钊：我的《中美关系史》第一卷是199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我正在英国，等我回来以后就看到了这本书。我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没有说一开始就要写一个三卷本或者四卷本之类。这本书本来其实是民国研究室想编一套《中华民国史丛书》，要我写一本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项目组要求每本书写20到25万字，结果我这本书写了40多万字，他们说你这个书太大了，就出一个单行本算了。当时我们也在搞《中美关系史》丛书，也是丁名楠先生组织编写的，于是我就跟重庆出版社接洽，他们还是欢迎的，也没有要我补贴，因为当时像我们还没有多少名气的学者想要出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中美关系史》第一卷第一版里面，技术错误还是比较多的，我当时正好在英国做研究，他们的校对也没有发现这些错误。 当时，因为我在近代史所，所以即使写《中美关系史》也根本不可能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因为当时近代史所把研究的下限就划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建立以后就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了。所以，从现在看，如果我没有从近代史所调到美国所，我是不可能写出这个三卷本的，我也不可能写以后的中美关系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