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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完成了从学俄语到用英语的第一个转变之后，您是怎么从做翻译工作转变到做研究的？ 陶文钊：从翻译到研究的转变要从当时从干校回来说起。当时，从干校回来所里组织我们翻译的是中苏关系、中俄关系、中俄边界的书。当时翻译的有一本书叫《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实际上指的就是整个南疆，讲的是有一位名叫阿古柏的入侵者，于1864年入侵了南疆，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所谓哲德沙尔（中亚语），也就是七城之国的政权。他在这里统治了十几年，直到1877年，左宗棠率大军去平叛，收复了新疆。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段时期的故事。 为了翻译这本书，我看了一些历史资料，有些是近代史所就有的，有些是近代史所没有的。像清朝的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喀什噶尔方略》等，是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看的，北京图书馆还是比较严格的，你要看这本书里的哪一卷，哪一函，他们就给你拿那一卷、那一函。但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就会惊喜，这些书完全跟新的一样，都是明黄色的缎子做内衬的函，一函一函地装着，太精致了；为了翻译地名，要到国家测绘局，去查大比例地图，把地图铺在地上，一个一个对照着找。所以，渐渐地就对这段时期的历史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沙俄和阿古柏的关系。于是，自己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准备写一篇关于沙俄和阿古柏关系的文章。 我就自己一边翻译，一边写文章。这篇文章当然是一个初学者的文章，近代史所的环境很好，大家在学术上都是很帮忙。我写完一稿就去找两位同志看一看，给我提提意见，提完以后，我就改。改完以后，就再找两位同志看一看，再提一些意见，就这样一共改了9稿。当时没有电脑，就是手写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 我觉得这个写文章的过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我不是学历史本科的，翻译和历史研究还是不一样，历史研究怎么做，不可能再重新回到大学从头学起，就只能是边干边学。我很重视老同志们提的意见，我就琢磨为什么会提这个意见，那么我要怎么改？材料怎么整理、处理？怎么论述？逻辑性怎么注意？文字怎么锤炼？等等。 1979年，这篇文章也就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它确实对我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鼓励，给了自己一点信心，让我知道我不是不能做研究，我也是可以做研究的。 后来，我刚才也提到了，近代史所的中外关系研究室有一个“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项目组，当时由丁名楠老先生负责。研究室在50年代就完成了该书第一卷的写作，是从鸦片战争一直写到甲午战争以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第二卷没有再继续写下去。这个时候，社科院在老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我记得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同志到近代史所去开座谈会，丁名楠老先生就在会上提出来了我们要恢复《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乔木同志很赞同，所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第二卷就成为了近代史所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个时候，一个研究所也就有几个重点项目。《帝国主侵华史》这个项目开始启动之后，写作组需要人，我就主动去找丁名楠先生，表示想参加，丁先生很支持，他让我去找刘大年同志说说自己的想法，那时候大年同志是近代史所长了。记得那是个早晨，大年同志住在近代史所后面的一个小院里，现在已经拆掉了。我敲门进院的时候，他正在削一个柿子，这个柿子是一种硬方柿，他跟我说这就是我的早餐。我就站在院子里跟他聊了几分钟，表达了想去参加“帝国主义侵华史”项目写作的想法，我说我是俄语的本科，英语现在也基本上可以用了，当然历史方面有些不足，我想边干边学，大年同志听了我的想法后非常支持，这样我就转到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写作组。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项目第二卷里，我负责的是第一章的写作，也就是甲午战争以后，从1895年到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各国都向中国提出了要求，或者是占领租借地，或者是划分势力范围，主要就写的这一段历史。 那个时候我们的写作从始至终都是非常认真的，那时没电脑，大家都是“爬格子”，你的初稿写完以后，所里有专门的打字员把它打印出来，自己写作组的人当然是每人都有一份，而且还要发到所里的各个研究室，希望大家都来提意见。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改，什么地方该加、该减，内容怎么注意平衡，怎么突出重点等，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这又是我的一个学习过程。我觉得这是我从翻译工作到研究工作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也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转变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