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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有了这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也为您打开赴美留学的大门，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陶文钊：1981年，近代史研究所分到了一个国家教委的公派出国进修名额，这是近代史研究所分到的第一个出国进修名额。当时，所里领导看来看去，决定让我去试试，我接到通知后实际上也就准备了2个月时间。之前我从没有戴过耳机，考试时一戴上耳机头就懵掉了。但是，这次考试我还真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竟然考过了。我考了63分，这个分数不是很高，但当时60分是派出线，50分是培训线，如果考了50分可以去培训一下再考。我虽然考了63分，还是向所里提出申请也去培训一次。1981年的下半年，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培训了3个月英语，在参加培训的同志里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有很多同志都已经40多岁了。 我记得派出前，在国家教委集训的时候，教委的同志把我们称做cream，奶油，也就是精华的意思。教委的同志说，虽然我们国家给的生活津贴不多，但这已经相当于国内几十位普通工人的工资了。此话不虚，当时美金和人民币是1:2的汇率，我们当时在美国一月补贴400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八百块钱了。当时在国内我的工资是每月55元人民币，约合不到30美元。所以，在当时派出的同志中没有一位是带着家属出去的，也没有一位中间回来探亲或者把家属接过去探亲的。 1982年10月，我39岁，经国家公派到了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公派时间为两年。当时在美国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美国的老师都比我们还年轻。我们派出的这批人都是经历过困难岁月的同志，所以能够派到美国去大家都非常珍惜。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不会是富裕的，但是我们大家都争取利用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充实自己。我是1982年10月20日从北京走的，1984年10月20号从美国回来的，整整两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在美国的这两年时间里，我目标明确地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作为研究对象。我去美国之前，是在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研究室承担了“帝国主义侵华史”这个课题，我走之前课题组已经完成了帝国侵华史第二卷的写作，但第二卷仅仅是到巴黎和会，在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中，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最重要。当时所里也说，我自己也这么想，就将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定做主要研究对象。 在美国期间我还拜访了一批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的名人和专家。我采访的第一位中美关系的专家是何汉理，他比我小3岁，是非常著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他36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到现在还颇具影响力。 在美国的这两年时间，首先是要过外语关。我之前基本是跟着广播学英语，但真的到美国的课堂去听课还是很困难的，而且你越是想听懂，越是想集中注意力又不大能听懂的时候，人还特别容易犯困，然后你就要咬着自己的嘴唇，掐着自己的腿不让自己打瞌睡。可以说，头半年是很困难的。 怎么克服这个困难，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其他人多聊天，多参与课堂讨论。在美国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英语说得不好，美国人不笑话你，你要跟美国人说：“My English is poor”,他们会跟你说：“I can’t speak Chinese”.毕竟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美国还是比较开放、包容的。就这样过了半年，通过不断练习、锻炼会话，我觉得我的英语关基本上闯过来了。所以，从俄语到英语的过渡还是吃了点苦头，也做了点努力，但是基本上也还是达到了目的。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写总结的时候，就写到学英语真的是“脸皮要厚一点”，你老是脸皮薄、怕犯错误，就得不到实践的机会，就不能进步，你脸皮厚一点，自己去讨论，跟人会话，有时候甚至没话找话说，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还有一点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帮助的就是，我在美国的这两年时间，基本上一直是住在美国人的家里，当然也不可能总是对话，但是就是每天几分钟，十几分钟也会对我很有帮助，而且能够帮助我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人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后来我住的一家，男主人是位律师，女主人是华盛顿邮报Outlook版的编辑。他们在美国都是很高层次的人，他们也希望了解中国，我也希望通过他们了解美国。而且男主人的父亲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助理国务卿，所以他对美国的政治了解得比较多，有时候你看书看半天，也抓不住一个中心，但是跟他们聊几句话，可能就能给你深刻的印象。如今，这位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退休在家，直到现在，如果我去华盛顿，还是一定会去拜访她。 我在美国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做研究。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我出去的时候目的就很明确，我要研究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的档案比较开放，而且，当时的美国档案馆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任何人只要有一张Photo ID，不管是驾照、护照等，都可以办理阅览证。在档案馆里你可以直接查目录，问工作人员要档案。要了档案之后，它们就会一车一车地将你需要的档案给你送过来，你就坐那里看吧，这样做研究真的是如鱼得水。所以，这两年留学的时间应该没有白费，为我后来研究中美关系打下了一个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