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本出版以后，心里也是比较忐忑不安的，不知道史学界会有什么评价。我送了刘大年先生一本，过了大概有半年，到了1994年年中，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大年先生我们知道一方面他自己的时间抓得非常紧，另一方面他对所里的同志要求都非常严格。他对我说，你的这本书写得不错。给予了一大通很好的评价，后来，这本书在参加评奖的时候他还写了一个推荐意见，大概就是：“作者对全书的驾驭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在占有史料方面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夫……全书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没有空洞浮泛之词”，“议论中肯，恰如其分，文字洗练、流畅……”。最后他说，本书在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科学性方面都是做得好的。该书在1996年院优秀科研成果第二届评奖中获得了专著奖（当时不分等级）。 大年先生对《中美关系史》第一卷的评价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电话里大年先生还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因为大年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过《美国侵华史》，他的思想还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那本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是你们写新的中美关系史的时候了”。这是他的原话，给我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所以，他的那个电话可以说是我在社科院五十几年工作经历里，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电话。 而且当时大年先生还问到，你现在打算做什么，我说我刚到美国所，工作还没有上路，还不知道接下来具体做什么，他很明确告诉我，继续写下去，这就为我指明了方向，把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如果没有他的指点，很可能我不会继续下去，从那以后，我就很明确了，继续写下去，写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接下来《中美关系史》第二卷要写的就是中美两国从敌对、对抗格局到和解的这段历史，所以这一卷的界限就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个界限是明确的，但是当时还没有写三卷的想法。所以我的这几本书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步一步地扩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的这套书，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继承了我们中国修史的传统，也是近代史所的一个传统，基本上是一个编年史，也就是基本上按照历史顺序写下来的，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编年。所以，一年一年一本一本能够接得上，而且中美关系史从1784年以来，就200多年，所以第二卷就这么写下来了。 在第二卷的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1996年，我的前妻被查出来得了癌症，有两年多的时间，我的写作工作实际上停顿下来了，当时一方面所里还有一些其他工作，我还是所里的副所长，一方面又要跑医院，那段时间我确实是心力憔悴。1998年1月份老伴去世以后，《中美关系史》第二卷我已经写了前面的三章，后面我觉得我再一个人弄下去会拖很长很长的时间，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自己从情绪上、精力上都会感觉疲惫。我就跟所里的几位同志商量，能不能来参与我的这个工作，甚至还有中山大学的同志，所以，第二卷是一个集体项目，我自己只写了一半，另外一半是由几位同志分别写的，原因就在这里。 《中美关系史》第二卷出版以后在社科院也得了一个奖。因为我的这几本书是一卷一卷写的，按照我们社科院评奖的规定，如果是多卷本必须是一起评，不能是一卷一卷评，但我一开始没有想着写多卷本，所以就第一卷得了一个奖，第二卷得了一个奖。等写第三卷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比较清晰了，因为写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还是刚刚解冻，而且中美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正常化以后还没有发展，这个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想第三卷还要接着写下去，写到什么时候，写到上个世纪末，这是时间上的节点。从两国关系来说正好是克林顿政府末了，从事件上说，两国就中国入世达成协定，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