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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引用非洲农作经验时，更多从现代发展项目在非洲的失败来印证多样耕作合理性。古迪更关注前工业时代的非洲生态与农业特征，更注重基于“广种薄收”的农业经济如何造成了非洲政治实体、社会阶层分化、宗教信仰等特殊进程与欧亚大陆的本质差异：如非洲没有青铜时代、食物分类没有等级差别烙印、对花卉也缺少分类。他对非洲社会变迁分析很少，涉入当代社会时，他选择从现代社会后退到历史而关注人类文化发展。[23]他对文明的农业根源做出新综合并围绕欧亚农耕系统与非洲的差异进行生态环境比较，进而认定前者共享的一致性多于后者：欧亚大陆后青铜时代的商业发展途径极其相似。[24] 古迪不仅论述形塑欧亚和非洲政治过程的生态和技术因素，还关注与财产继承相关的亲族与婚姻形态。他指出非洲盛行族外婚及多妻制，不太禁忌婚前性行为，聘礼普遍存在。一妻多夫制则与当地人口密度较低而土地大量闲置有关，非洲劳动力稀缺，多妻制是扩大生育率的社会文化手段。基于精耕细作农业的欧亚大陆则盛行内婚制、一夫一妻制、讲究婚前贞洁、嫁妆、收养及纳妾。这一切都旨在将财产尽量控制在家族之内。[25]古迪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把受限于生态环境的农作方式与社会再生产策略联系起来。尹绍亭和斯科特则对刀耕火种与社会再生产策略，包括婚姻与财产继承的关联关注不足。他们关注了目标民族的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农耕礼仪，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社会再生产机制，因而未能揭示目标民族的嫁妆与聘礼交换、财产继承中呈现的财产观念差别，也未能解答定居民族与游耕民族的婚姻实践究竟有何不同。在笔者看来，刀耕火种的社会再生产研究，尤其是跨界民族社会再生产策略的差异，包括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角色，都是非洲与欧洲和亚洲文明系统比较的重要新维度。定居民族与游耕民族社会再生产策略的相关比较，也必然能更多地展现刀耕火种各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 从古迪的启示返回到尹绍亭与斯科特的“对话”，本文将前述诸多差异归结为两种视野，说明这些差异不仅是生态人类学与政治人类学学理使然，还是两种写作方式的体现。尹绍亭注重写实重视考证，追求资料的翔实全面。他为此长年观察体验，著述除了文字，还大量采用影像和图表，民族志基础坚实纯粹。斯科特重视表现，他把理想情感倾注到作品中，用鲜明的对立关系体现戏剧张力，不断在作品中“洋溢”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作者的强烈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充斥在景观呈现中。鲜明大胆的政治生态学涂抹，使得斯科特的研究成果色彩斑斓。当尹绍亭宣告刀耕火种的火焰渐渐熄灭，并且用“远去的山火”寄托怀旧情思时，斯科特则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把刀耕火种用作批判的武器，让自由精神在刀耕火种的灰烬中重燃。他告诉人们，逃避并不是失败，而是赢取新世界的另类途径。尹绍亭与斯科特用各自的研究描绘出刀耕火种的两幅画卷：一幅是人与森林共生的文化生态学；一幅是用逃避争自由的政治学。 现实世界不会止步于两位前辈的研究所揭示的价值和意义。全球后现代转型之际，各种新变化仍在推陈出新不断演进而且日新月异。未来世界的边疆民族和社会底边群体还将在人与环境和人与人的博弈中酝酿出何种“艺术”？这显然更值得我们参与和期待。 致谢：拙文写作得到尹绍亭先生的关怀帮助：包括一整架的著作和长达4个月的对谈交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拙文是探索尹绍亭先生人类学思想的一个足迹，姑且立此存照。张海洋教授对拙文的修改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拙文才有了较大改观。在这里，承蒙张海洋老师不弃，感谢海洋老师的知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