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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观vs.政治观 尹绍亭认为刀耕火种是能够满足森林民族物质和精神发展需求的文化生态系统，有着相对稳定的良性平衡结构。[5]其土地制度不仅能适应和保证这种生计，还能约束和协调人际关系，堪称社会组织与习惯法结合成的有机体。其农耕礼仪除了维护头人权威，还是人们表达祈求和祝愿的美好形式，同时是感受善恶凶吉的有效方式。他深描之下的基诺族“特莫克”仪式，尤其是“朴折子”吟唱，是农耕礼仪唤起的民族情感高潮。他理解刀耕火种是“文化适应生态”与“文化调适社会”两种功能的回旋再现，犹如交响乐般不断升华。这是人类褒赞自然并与之交换能量确保物质循环的文化生态体系，同时是一份千年积累不断创新的民族文化遗产。 斯科特的刀耕火种解读则是下列七种“逃避艺术”：⑩ 1.逃避猎奴者。人口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和战争资源。尽管山地与河谷是天然贸易伙伴，但山地民族却是河谷猎奴者的掳掠对象。况且河谷为躲避劫掠，也会“更多地变成山地人口”。河谷国家统治者为防止逃奴而用文身来标明奴隶身份。河谷国家往往通过大规模战争和小规模猎奴补充人口维持水田稻作。其臣民来源因而极为混杂，颇为类似罗马帝国麾下的人群聚合。集中的人口有利于纳税和兵役，但过度压榨也会激发逃亡甚至叛乱。河谷国家最愿用农奴制+水田稻作来“榫合”及“捆扎”集中的人口。水稻国家的结构因而既稳固又脆弱。(11)相比之下，逃避国家控制而从粗放农作中受益的山地游耕民族则有更强的韧性。人口拉锯战终究会打破山地民族与河谷“国家”互通有无的共生关系而走向摩擦敌对。国家希望把更多人纳入其臣民范畴，但越来越多的人却想从榫合结构中脱逸，变成不用交税且不受压榨的刀耕火种者，因为事实证明后者出工较少且收益不差。 2.奢侈品山货。山地交通运输成本昂贵。山民拿到低地交换的产品重量要轻、体积要小、价值要高。例如年轻人头顶一袋胡椒到沿海的城市就能发财。[8](P.125)尹绍亭也提到山民用黄连和贝母等交换谷地的盐铁等物资。但“重量最轻、体积最小而价值最高的山货莫过于黄金和珠宝；其次是芳香木材如沉香和檀香木、药材、树脂、乳胶和鸦片；再次还有犀鸟羽毛和可食用的燕窝、蜂蜜、蜂蜡。斯科特认为低地统治者依赖珍稀山货奢侈品成瘾。山民实际地位因而不低：低地国家总要保障山地贸易区位(niche)有人占据，才能确保必需品特供基地。 3.藏富的农作。尹绍亭从混种的多样性和农作智慧角度论述其合理性和价值，包括土地和光照利用、对抗病虫灾害及青黄不接、较高的综合产量及土壤肥力保持和提升，例如豆类和苏子能够养地。山民因而称混种间种的懒活地为“百宝地”。“代代相传的‘百宝地’种植技艺以及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宝贵知识，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类适应利用方式。这种貌似粗放的栽培技术，即使与当代化学农业相比，其部分显著优点也是不言而喻的”。[2](P.83)斯科特再次用逃避价值看山地农作并赋予刀耕火种以政治想象智慧：块茎作物埋到地下，官家难以估值不易征收，盗匪也难以抢劫。耕作者可在战乱时逃跑，又可等到成熟再来取用：树薯、山药、木薯、红薯等都有此妙用，有助于山民移动。马铃薯成熟快热量高且耐高海拔，可以养活山地人口。玉米随人往山上迁移几百米就能抬升成本让统治者望而却步。 4.族群联动。斯科特认定山地族群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一个族群移动会引发其他民族连锁流动。例如佤族头人同时是周边强势的傣族和拉祜族代理人；独龙族不堪傈僳头人骚扰，经常从独龙江东移到江西躲避；布朗族近两百年从坝区迁向山地等等。族群间剥削压迫造成的迁徙逃避在历史上有迹可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