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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科特的历史回应——左米亚地带浮现 尹绍亭的《人与森林》梳理了山地民族的源流，并根据迁徙路线和分布地域将其分为四类：羌系、濮系、苗瑶、百越。他们迁徙的动因概有生态、战争、避灾等因素。例如拉祜族一边追逐马鹿等野兽，一边寻找适合的栖居地。哈尼族男子随狩猎采集迁徙并随身带着三穗小米。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就把小米种下，来年收获时便居住下来。[6](p27-3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的刀耕火种记录多始于明清两朝初期或清中期。例如濮系布朗族刀耕火种就从明代起逐渐盛行。“其先民中有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坝区历史并很早便从事灌溉稻作农业，只是由于民族间的纷争、侵夺以及封建朝廷的剥削和压迫，才使这些濮人逃亡山林，从而发生文化的变异”。[6](P.42)有些民族甚至经济作物的栽培早于农业作物，例如基诺族就是先学会种茶后学会种庄稼。“基诺族最早使用铁刀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应在清初茶叶盛行之际”。[6](P.40)怒族、独龙族原以“剐黄连为生”，后来才从事农业。 尹绍亭的问题意识不在剖析刀耕火种起源，而在梳理文献揭示刀耕火种民族与外界互动的复杂关系。汉人的商品贸易给山地民族刀耕火种提供了支持条件，汉人也需要山地民族提供山地产品。少数民族选择山居导致刀耕火种兴盛。山民依靠采集狩猎包括采食野菜也能维生，只是更须经常流动迁徙，刀耕火种配合采集狩猎稳定了定居聚落的生计并使之更趋成熟巩固。③ 笔者基于这些讯息提出下列问题：哈尼族内部何以会产生刀耕火种与梯田农业的分化？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傈僳头人何以常常侵扰独龙江流域，导致江东独龙族夏秋两季不得不避走江西？[7](P.151)独龙族妇女何以要用文面躲避外族掳掠？佤族村寨既然构筑了防御工事，何以又要“不同程度地接受傣族、拉祜族的统治，头人往往是这些统治民族的代理人”？佤族各部落之间何以常有猎头和械斗，且要以惊悚的猎头祭谷、杀人祭祀作为农耕丰产仪式？“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盟佤族的猎头祭谷习俗，是其传统刀耕火种的一个重要特征”。[2](P.120)凌纯声对云南卡瓦“猎首祭”的记述也同样无意深究其历史原因和经验。民族志中反复出现的诸多现象细节，迄今仍为历史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留下了太多的追问空间。 笔者兴奋的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对这些问题多有回应。他解释刀耕火种的历史原因包括民族间的剥削压迫、民族内部的分化，还有山地民族与外界的商品贸易网络。简言之，他把适应山地生态的刀耕火种生计解释成逃避集权统治的政治哲学。 斯科特对东南亚山地民族游耕生计的解释，显然受到拉铁摩尔关于草原与农耕生计“中间地带”概念的启发。《国家的视角》把国家不能直接控制的山地称为“左米亚”政治空间，并确认它也是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斯科特不认为刀耕火种民族有先天本质。他认为“乌蛮、傈黑、西番、朴子蛮、三撮毛”等“化外”之民既是文明对不肯向化的山民的污称，也是山民为逃避统治而做出的自我创新选择。“族群开始于统治与税赋停止的地方”。[8](P.145)他将山地民族适应生态的调适手段称为文化变异，即山民有意创造出占领某种文化区位的文化“异化”。他将山地民族的实践惯习看成山民逃避集权统治的生计习惯和社会结构。[8](P.168)斯科特不断地发现和强化统治与逃避的山地文化与平地定居文明的二分法，指出产生差异的动因在于历史上的社会对抗暨迁徙者的能动选择。[8](P.209)他们用逃逸抗拒文明。他们选择用口述传统来记忆历史，而放弃并拒绝程式化的历史书写。他们用丰富的口述传统和高超的吟唱艺术来契合社会组织的灵活裂变和随机接驳。彝族和佤族的姓氏和父子连名制就是典型范例。[9]斯科特认为山民的逃避艺术不仅能逃避集权统治，还能使逃逸者获得自主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自由。刀耕火种生计有别于被文明驯化的集约农耕之处，在于它更“有机会保持独立”。[8](P.167)“相对自主、自由，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和享用劳动成果”。[8](P.236)“这是一个历史选择”。[8](P.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