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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前人和他人观点结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我不同意“当代”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习俗和生产方式”的说法，而明确指出刀耕火种乃是山地民族的生计形态，是生存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的民族对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利用方式，或者说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存技术和文化。 第二，我以充分的资料说明把刀耕火种视为“不知锄耕和犁耕，只知道砍倒烧光的原始农业”的观点的错误，而明确提出它是一个十分独特和内涵十分丰富的传统知识体系，是千百年来山地民族的文化积累，它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学术价值，它对于当代山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仍然有许多可供借鉴和利用的“精华”。 第三，我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因为在刀耕火种农业系统尚能保持良性循环的地区，强行禁止只会带来系统的混乱，造成生态灾难；而在森林严重退化、刀耕火种农业难以有序运行的地区，则应尊重和支持山地民族的调适选择，为其生计和文化转型积极创造条件。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虽然积极肯定刀耕火种的历史、生态和文化的价值，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然而却“并非是刀耕火种万岁”(山地民族的语言)的拥护者。刀耕火种和所有文化事象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兴盛，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必然会衰落、消亡。本书展现的刀耕火种由盛入衰的文化生态史，目的就在于描述其特殊的内涵和演变规律，从而提醒人们应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1](P.3-4) 如果说《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论辩“投枪”，那么《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则是更典型的民族志叙事之作。它记述了9个山地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耕作技术、物候历和生产过程、农耕礼仪及采集狩猎辅助生计，且将生物-文化整体论贯穿其中。此书将1991年著作的某些观点通过案例进一步展开，例如关于游耕的迁徙分化，就补充了瑶族、克木人、僾尼人等的历史演进过程。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及其再版本《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和日文版《雲南の燒田——人類生態學的研究》(白坂蕃、林红译)，乃是尹绍亭刀耕火种研究的整全成果。经过了若干年的争论，尹绍亭的理论观点逐渐得到学界承认。他开始把治学重点转移到学术应用和学科建设。在《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一书中，他写道：“现在大家都知道‘文化适应论’的鼻祖乃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其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人类学，便是以文化适应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不过，遗憾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笔者尚没有机会接触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著作，适应观点的获得应该说主要得益于自己的田野探索。”[2](P.18)尹绍亭在20世纪70、80年代对于文化适应理论的探索无疑晚于西方，但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却是标准的开创性探索。他的本土化研究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学界均有影响。他的文化生态适应论也独具特色，特别是他提出的生计技术三层面适应理论：一是适应系统的生态文化内涵；二是适应系统的文化诸要素关系；三是适应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他特别强调：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当为上述三层面的有机整合。[2](P.19-20)研究方法上，尹绍亭也做出了三个层次上的探索并付诸实践：第一层次是文献资料收集，包括用纵横结合方法收集纵向的历史资料和横向的现实资料；第二层次是田野资料采集，包括用点面结合方法，先做典型社区的长时段调查，据此进行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以获取纵深和广延资料；第三层次是整体研究，包括用系统论工具实施三步操作：第一步是把所有资料归入相应的子系统；第二步是用“系统树”模型分析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三步是分析整个系统的动态演变轨迹。[2](P.20-23) 像尹绍亭那样20余年沉潜于刀耕火种的学者在中国学界可谓绝无仅有。刀耕火种生计因他而得以正名；刀耕火种的文化生态内涵因他而展现得淋漓尽致；刀耕火种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因20世纪50年代的前辈民族学调查和尹绍亭80、90年代的追踪研究而得以传世，中国学界和社会关于边疆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认知和思想观念也因此而逐渐得以更新。笔者敢说尹绍亭的研究足以冠名“生态适应的艺术”。尹绍亭说：“我十分赞赏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所展现的学术境界和学识，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和论证，但是他的著作确实给了我诸多启发。”学者在不同的社会母体里养成特定的问题意识并专注于特定使命，而把更多的阐释空间留给来自不同母体的其他同行。这应该就是尹绍亭先生的言下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