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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佤族猎头习俗，尹绍亭描述其对农耕礼仪的重要性。斯科特则诠释其为“杀掉变得过于专制的头人的传统”，即本土文化对外来社会影响的激烈回应。[8](P.343)尹绍亭关注刀耕火种民族从低地退向山地的事实，但无意追溯其历史动因。斯科特则将撤退转换为从稻作国家逃离的能动选择，从而不仅追问到历史，还将其转化为对现代国家集权治理框架的批判，甚至说成人类跳出文明牢笼寻找自由希望的自我救赎之道。尹绍亭从生计角度解释山地民族的“百宝地”和山林轮歇系统，呈现人类在稻作之外认识和适应自然的多样文化可能性。斯科特的贡献则是揭示不同生态区位的主人公既追求差异又不拒绝沟通的世界主义，展现出混合杂糅文化的位育之功。他不用刀耕火种技术和迁徙类型来区分民族，而是强调认同的模糊、不确定暨流动性。差异与混合的文化之间也没有绝对边界，只是色彩斑斓“无国家人群的最大混居马赛克”。[8](P.350) 在分别从生态和政治的角度研究刀耕火种的同时。两人都回应了这种生计的式微和消逝远去的前景。尹绍亭的解释基于内因：即人地矛盾及由此而来的国家和市场干预。没有充足林地保证休闲周期的刀耕火种，必然产生生态问题并引来国家强行限制和经济作物栽培与流通。刀耕火种因而“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走向衰落和消亡”。[7](P.233)斯科特对现状的关注仍然衍生于历史追溯。他跟尹绍亭一样，认为林地是刀耕火种维系的关键，但他更看重公地开放性与资源共享的机制。边疆地区的大量公地能允许所有人均等利用资源，并允许村庄和家族用分裂方式来维持平等主义。但“在任何地方，圈占公共财产和国家入侵都将威胁这一制度安排”。[8](P.345)没有开放的公共边疆，它们的存在就不可想象。“开放的公共边疆的消失是个致命打击。”[8](P.347)现代民族国家基于领土主权、土地私有，且为消化低地人口增长打出“发展和国家建设”旗号来开发山地。这三个因素使左米亚地区趋于消失。尹绍亭认为“消逝”源于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斯科特认定罪魁祸首仍在低地。(12) 杰克·古迪的非洲田野和历史研究成果，为研究刀耕火种提供了新视角。他用非洲作为思考方法来祛除欧洲中心论，给学界同仁深刻印象。其成果堪与本文呈现的刀耕火种学术对话相媲美。尽管他用唯物论解读东西方文明招致很多批评，但他从比较财产继承、婚姻和书写文明入手贯彻唯物论，得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发现，启发更多人采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文明体系并揭示大小传统之间的关联。笔者试将古迪的非洲论述引入本文的刀耕火种对话，旨在确认刀耕火种相对于集约农耕文明的特殊文化价值并作为本文尾声。 古迪的《非洲技术、传统与政体》从经济-历史角度比较了黑非洲的粗放锄耕文化与欧亚大陆的集约犁耕文化。热带非洲的土壤肥力有限；撒哈拉以南倾盆大雨能把犁耕地养分荡涤殆尽；采采蝇传播的昏睡病不仅能扼杀大型家畜，且能威胁人类健康，牛马等畜力在许多地区因而难于使用；能利用风力水力发动的农业机械也非常匮乏；农田灌溉只能依赖雨水储存系统如天然池塘和水井来满足，轮歇农作(shifting cultivation)因而取代犁耕而成为常态。[22](P.25-30)古迪的想法跟斯科特相似：都主张非洲的真正财富来源是人而非土地。游耕使得地主无法控制农奴，获取奴隶才有利可图。欧洲殖民前的非洲土地也不是稀缺商品，而只是免费福利。土地所有权取决于氏族拥有的男丁数目。[22](P.29，P.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