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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民的轮歇、混种与现代国家的米提斯(metis)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已经关注到刀耕火种逃避集权统治的倾向。但他那部书里对刀耕火种的兴趣，仍以现代国家规划与控制的对立面为限。他关注到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附近必有人口密集的水稻种植区，但尚未提出“稻作国家”概念。他将逃逸的农奴及其山地避难空间看作文明国家的化外之地，但尚未受到申德尔的启示而提出鲜明的“左米亚”概念。[3](P.245-249)究其原因，他是把主要精力倾注到现代国家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极权发展观指导下的规划计划造成的种种负面暨破坏性后果，进而倾注于权力视觉美学批判。他把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生态智慧、知识、技艺纳入到混合生计“米提斯”概念里。他用的米提斯就是作为现代标准化、清晰化的现代农林总体景观对立面，并且是现代科学竭力要消灭的传统混合暨混沌生计。换言之，现代化农林业不仅追求产量，更追求有助于统治者集权控制并施加权力影响的整齐划一密集化的阅兵方阵式视觉审美效果。斯科特揭示了这种现代“特权视角”，且指出了这种“标本制作术”的规划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跟尹绍亭都欣赏刀耕火种生计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及其价值。但相比于尹绍亭，斯科特增加了一个分析概念：权力视觉美学。这驱使他追寻现代化集权思想的缘起、演变及其在不同空间里的缔造实施。他为此打造出“流线型的人民”、权力光学、首都微观主题公园等比喻，用以形容现代化的极权审美心态。超强的现代化批判激情使他未能将刀耕火种的生态环境纳入文化生态整体视野，但他仍能认知并提炼出“米提斯生计技术”这项人类实践重要成果。米提斯的理念导向，使斯科特能将刀耕火种技术知识服务于他倡导的实践智慧。他通过聚焦和放大米提斯理念，使山地民族的微观世界得到揭示。这些复杂细微的技术经验和生态条件，向来是现代国家视角最容易模糊失焦的盲点角落。斯科特用米提斯概念揭示出十几个变量的控制和判断过程的千变万化，撕开了现代科学过度自信面具之下为虎作伥的权势本质：无非是现代国家的官僚方便和官僚利益。《国家的视角》揭示出极端现代国家主义对刀耕火种的特征的消极认知：(1)相对于城邦定居的不清晰分散居住；[3](P.293)(2)相对于国家规划的随机散乱和不透明生产；[3](P.321)(3)相对于单一种植的多样农作(polycropping)及交叉套种(intercropping)实践；[3](P.357)(4)相对于大规模植被替代的见缝插针间作，包括不根除原有的大树及树桩。这在现代国家农业官员眼里，尤其显得邋遢难看。[3](P.388)现代殖民国家为了消灭刀耕火种生计，进而把人民驯服于官僚统治，无不热衷推广强制移民长久定居计划。斯科特对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工程即有如下评价：大规模移民废弃了宝贵的农牧业知识遗产，毁灭了3万～4万拥有这些知识的社区，而这类社区过去往往都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剩余。[3](P.340) 斯科特强烈抵制标准化而偏爱米提斯，乃至于厌恶和否定整齐划一的“世界语”。《国家的视角》尽管没有采用实践或地方知识来定义米提斯，但作者对地方知识的迷恋溢于言表。这种迷恋延伸到山民家园“左米亚”概念的出现。他如此青睐山地民族的人群、语言和知识混杂状态，直到认定“世界语”就是混杂性。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刀耕火种里的“耕”“烧”技术过程，而是它所承载的多元农作暨混合套种(mixcropping)景观。间作和轮作在他眼里也是多元农作的体现。[3](P.374)混合农作不仅能充分利用山地的特殊生态和地理环境，更能用狩猎采集来补充农耕生计。刀耕火种的核心技术因而不是砍倒烧光野生植被，而是对轮歇和混种技术的灵活运用。斯科特把非洲和东南亚，包括把拉美印第安人的种植传统作为案例经验，论证传统多元耕作分布的广泛性。有了刀耕火种的山地不再是蛮荒之地，而只是现代国家技术覆盖下的平原区域边缘。斯科特对刀耕火种的独特叙事不仅有生态学解释，更有丰厚的人文阐释色彩。 尹绍亭的刀耕火种民族志也曾讲到混种：例如景颇族就把这种混种地称为“百宝地”。一块火耕地上混种的作物或可多达20多种。基诺族也“善于在一块土地上大做文章，通常是在一块地的下半部栽种棉花或糯稻，上半部气温偏低风大的地方则配置稍微耐寒的陆稻品种，然后把高粱、玉米、薏苡间种到棉花地中，将粟、豆、瓜、菜间种于陆稻之内或地边，在灰多土厚的地方栽上几塘山药或马铃薯，在地瘠土薄的地方种几行苏子、黄豆、芝麻，在蚂蚁堆边栽种向日葵、辣子、茄子等，在地角则栽种姜和芋头。这样一来，就像基诺族所言，‘地里边只要是吃的什么都有了’”。[4](P.92)小块地片上的混种还能催生同一作物的品种多样化。例如基诺山区就曾有陆稻品种71个，且有早熟品种16个、中熟35个、晚熟20个、糯稻品种25个。[5]《远去的山火》还展示了巴卡小寨“地类和作物配置及间作的实例”。[2](P.143)他对刀耕火种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践的实地调查，使得这种生计民族志从自然的山林环境进入到文化的农作种植栽培和缜密管理系统，进入到作物生长复杂共生关系，进而捕捉并揭示出族群和家庭维系的生态差异丰富层次。 斯科特更重视解读混种作物多样性的社会价值：“每一种作物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家庭的不同成员可能对每种作物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作物种植反映了社会关系、仪式需要和烹调口味。这不是一个直接取自新古典经济学书本的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生产战略”。[3](P.382-383)他注意到农民看待作物的眼光与现代专家不同。农民除了关心作物“可吃与否”，还要看作物的其他功效，包括是否好吃与能否敬神。“中美洲的农民可能不只关心收获玉米穗的数量和大小，他们可能还想用玉米棒做饲料和擦洗的刷子；玉米皮和叶子可以包装、盖屋顶和做饲料；玉米秸可以做豆子爬藤的架子、饲料和临时的篱笆……在不同生长阶段的不同作物部分可以用做搓绳、植物染料、制作药膏、生吃和煮熟的蔬菜、包装用品、草垫或者作为仪式或装饰用品”。[3](P.382-383) 斯科特借鉴简·雅各布对传统城市街道并非“为行走而行走”的其他漫不经心行为的关注：包括便于购物和驻足聊天，进而把包含着邻里关系的传统城市生活用于批判现代标准化对农业的驯化，借此展现多元耕作的生物多样性智慧。他甚至为此经营一个小农场：仅仅3英亩牧羊的草场就有6种不同土壤。斯科特始终关注人在生态适应中的能动性。《逃避统治的艺术》乃是人类能动性的巅峰，农业中的米提斯也是人类能动性的体现。它是实践知识，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具有对生产工具和材料的触摸和感觉，是一门足智多谋且不乏狡黠的实践技艺。米提斯混合农业最关注个人技术、“感觉”和实践结果。“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技能和手艺实践者都发展出了很多自己的动作、触摸感觉、有区别的格式塔心理以评估其工作和从经验产生的准确直觉，这些直觉无法交流，只有通过实践获得”。[3](P.453-454)刀耕火种的米提斯农业混种、轮歇技术，更是人类人的能动性体现因素。米提斯混合技术与人类的实践智慧相互交织交融，能使作为权力光学聚焦点的现代科学相形失色。尹绍亭和斯科特的知识贡献不仅在于为长期污名化且一度成为消灭对象的刀耕火种农耕智慧正名，而且在于寻求被现代认识论所禁锢的知识解放。他们面对的知识批判对象大同小异：古今统治者都把刀耕火种多元农作视为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尹绍亭针对的是进化论与环保主义知识霸权联手给刀耕火种强加污名，结果却酿造更深远的热带雨林生态灾难。斯科特针对的堡垒则是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审美视觉扩张制造的人文社会灾害。他们都指出了现代国家主持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种植园经济(包括橡胶林)发展规划给山地刀耕火种民族带来的所谓“福利”：包括影响深远的生态恶化与受制于人的农业经济苦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