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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北朝后期元魏皇族人物之境遇(2)

http://www.newdu.com 2018-08-27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 王永平 参加讨论

    与此同时,与高氏关系密切的一些北镇将校也是如此。《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载:“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而最为严猛,曾诣京师,魏谯王元孝友于公门言戏过度,诸公无能面折者,干正色责之,孝友大惭,时人称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者,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二人至子孙始并知书。”④厍狄干是边镇武将的重要代表,对中原风气极为抵触,本传称其“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久京师,夏归乡里”。而元孝友则是元魏汉化精英的代表,其于“公门言戏过度,诸公无能面折者”,表现出颇为典型的名士化作风。对此,厍狄干自然无法容忍,于是“正色责之”。这深刻地体现出当时边镇武力集团与元魏宗室汉化精英之间的文化冲突。
    不仅如此,当时徙邺元魏宗族还受到其他豪霸势力的欺侮,生活上也存在困难。《北齐书》卷三八《元文遥传》载:“初文遥自洛迁邺,惟有地十顷,家贫,所资衣食而已。魏之将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夺,文遥即以与之。及贵,此人尚在,乃将家逃窜。文遥大惊,追加慰抚,还以与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让,遂为闲田。”侵夺元文遥之田产者,当为乡里豪霸,元文遥无奈“即以与之”,这是“魏之将季,宗姓被侮”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事例。
    面对高澄的打压,东魏时期,元氏宗族中有人企图与关中之西魏联络。《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载元子华“孝静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关西,朝廷使右卫将军郭琼收之。子思谓琼仆曰:‘速可见杀,何为久执国士!’子华谓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以头叩床,涕泣不自胜。子思以手捋须,顾谓子华曰:‘君恶体气。’寻与子思俱死于门下外省”。元子思“通使关西”,显然有政治图谋,故因此遭到诛杀。
    元氏宗族人物与一些士人企图策划谋杀高澄,并得到了孝静帝的默许,其中尤以武定年间(543-550)的元瑾事件最为典型。《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载元深子元瑾“谋杀齐文襄,事泄,合门伏法”。由所谓“合门伏法”,可见高澄处置之严厉。⑤元瑾事件牵连甚广,《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高阳王雍传》载元雍孙元徽,“武定五年,坐与元瑾等谋反,伏法”。又,《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载元大器“后与元瑾谋害齐文襄王,见害”。可以推测,武定五年(547),元瑾企图谋杀高澄,其动机当然是阻止其篡魏,其事固然秘密,但仍得到部分元魏宗室人物的响应。不仅如此,当时可能还有非元魏宗室人物参与其事者,《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载:“及文襄疑黄门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谋,系之狱而饿之,食敝襦而死。弃尸路隅,游道收而葬之。”关于此事之情形,《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所载稍详:
    (孝静)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乃与华山王大器、元瑾密谋,于宫内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动,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将杀诸妃嫔。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关于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嫔!”文襄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见烹于市。
    综合相关记载,可见一些反对高氏专权的元魏宗族人物与汉族士大夫密谋,并付诸行动,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其中元瑾为其主要谋划与实施者。⑥
    2.北齐时期元魏宗族人物之悲惨境遇
    天保初,高洋以禅让之名,正式废黜魏帝,建立北齐。在此过程中,整体降抑元魏宗室的爵位等第,检核相关人物传记,皆可见“准例降爵”⑦的记载,这是改朝换代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这里不予细究。需要深入考察的是,高氏统治者在篡位之后,对元氏宗族采取了严厉的打压与迫害政策,甚至加以大规模屠杀。
    关于高洋羞辱元氏宗室,元韶之事颇为典型。《北史》卷一九《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载元韶为元勰孙、孝庄帝之侄,曾袭爵彭城王,为魏嫡传,高欢曾以其女儿即“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高洋代魏之后,“天保元年,降爵为县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鬓须,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⑧元韶为高欢之婿,其所受待遇如此,其他元氏人物之处境当不难想象。不仅如此,当时大臣也多有侮辱元魏宗族的情况。《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载:“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参军元景献,故尚书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马庆云女,是魏孝静帝姑博陵长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献妻赴席,与诸人递寝,亦以货物所致。其豪纵淫逸如此。”
    不仅如此,根据相关记载,高洋在禅代过程中,对元氏人物始终有所提防。《北齐书》卷三○《高德政传》载高德政与高洋“旧相昵爱,言无不尽”,后“劝显祖行禅代之事”,高洋“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故高德政“要魏太傅咸阳王坦等总集,引入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可见,在高洋禅代过程中,元魏宗室主要人物大都是被禁锢的。当时元氏人物为求苟活,极力巴结高洋身边的重臣,《北齐书》卷三○《高德政传》又载其后因上书谏讽,得罪了高洋,一次高洋突然至其宅,见“宝物满床”,大怒,“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遂曳出斩之”,并对群臣说:“高德政常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高洋将诛杀元魏宗室的罪名尽推给高德政,这显然不合事实,但确实可以据此推测,诸大臣利用高洋忌恨元氏的心理,推波助澜,以谋取私利。与此相应,朝臣与元魏宗族人物交往也受到监控,《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载高隆之为北齐戚属重臣,“齐受禅,进爵为王”,位列宰臣,“隆之曾与元昶宴饮,酒酣,语昶曰:‘与王交游,当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高隆之与元昶酒后私下之言,竟“有密言之者”,这虽是对高隆之的政治陷害,但也说明与元魏宗族交往显然受到监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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