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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人说郑：从逻辑自洽初看叔向反对铸刑之理由 (一)叔向之责与郑国子产的简单回应 以“先王”标准来指导评判“后王”的作为是春秋非常普遍的一种做法。叔向首先即以政治惯例来指摘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⑨此时作为先王的周景王俨然没有昔日的威严，以此论证对于新兴的改革者而言未免太过单薄。“民有争心”强调了法律教人为恶的本性，但并未指出问题的本质。公布律法意味着民间的法律解释挑战官方权威成为可能，春秋之际郑国邓析制作竹刑即为明证。邓析(前545-前501)曾“数难子产之政”，“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⑩同时，邓析操两可之说，聚众讲学，向民众传授诉讼之策，其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一活动，要归功于子产的“不毁乡校”。不过，此时子产已逝，民口欢哗，令继任者驷歂难以应对，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11)杀其人还用其刑，一则说明竹刑更加先进，足以征用；二则说明竹刑已深入人心，不得不用。此举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来化解民众因受邓析传授的“奇巧淫技”之蛊惑的统治危机，借力用力。 接着，叔向以“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告诫子产，此法有损贵族权威。对于弱小的郑国而言，只有以坦诚态度公开律法，形成“你我皆为兄弟”的氛围，才能抵挡得了晋国这样的觊觎之心。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方式，于大国社会治理方面更为合适，但对小国生死存亡则不合。郑国不需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儒家说教，子产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就是孔子称赞他“恭敬”的原因。到春秋末年，晋国被国内六卿专权，相互倾轧。自公元前490年到前406年，赵韩魏彻底瓜分晋国。如此看来，晋国叔向所谓的先王之制，纯属掩耳盗铃。纵然民众不可“知”之，但贵族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最后亡国不过在子产铸刑书后130年而已，郑国则到公元前375年才灭亡。叔向最后一个反驳子产的观点竟然是“国将亡，必多制。”实际上晋国之亡，很可能是因为隐秘的制度过多，而不是公开的制度过多所致。在子产铸刑书的23年后，晋国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作的刑书铸于铁鼎上公之于众。 子产对叔向的回复可谓言简意赅：“若吾子之言。”而且十分谦逊地说到：“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12)子产考虑的只是当务之急，走一步，看一步。(13)除了铸刑书之外，子产在郑国推行“田洫”“丘赋”“不毁乡校”等新制以“救世”取得了突出成效。铸刑书只是改革的一环，且行政与经济改革才是重中之重，叔向更是未能从改革的整体布局来考量子产的新政。 (二)叔向和孔子反对理由的不同立场 学界以往将郑国公开成文法这一政治改革之举措，作为郑国之所以能够在大国夹缝中顽强生存的重要原因。然而，《左传》以最简略的方式记载了子产铸刑书，相反对叔向的反对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这意味着至少在《左传》看来，铸刑书并非一件历史大事件，仅是作为陪衬叔向观点的背景。因为，成文法的公布并非是郑国子产的开创之举。据《周礼·天官·太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悬)治象之灋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魏，又称观或阙。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称为台门。台门两旁特起重屋高出于门屋之上，称为双阙，又称为两观(因可在上观望远处)。天子诸侯将法典悬挂于上，故称“象魏”。(14)“挟日”即十天，十天之后便藏起，时间之短，加上高悬于门阙而难于看清，且仅在王都之地公布，在识字率及文化水平皆不高的西周之际，是难以达到法律公布之目的的。春秋之际的法律也采取了“悬于象魏”的方式与民共享，且最迟至春秋中晚期以后，法律“悬于象魏”不再是“挟日而敛之”，很可能是长期悬挂。据《左传·鲁哀公三年》载：“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按照周制，悬挂是正月初一日，但直到辛卯即五月二十日依然在悬挂，早已过了十天。这应是春秋晚期根据传统所做的修正。法律公布既然早已有之，那么叔向的反对就是为了阻击社会“贵贱无序”的失礼行为，借机发表自己的时事之论。处在当时已经失礼的晋国，叔向对郑国的这一举动自然是颇为敏感。然而，叔向看重的是刑鼎的结果导向，而孔子看重的是刑鼎的本原意义，即刑鼎的合法性。这是二人批评立场的最大不同。 孔子赞誉有加的子产所做刑书应该不会完全无视“礼”的思想制度价值。子产的一系列执政之策完全符合孔子所讲的儒家中庸之道，难怪孔子会认为“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是孔子之所以不反对郑国而反对晋国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叔向去世之后，孔子批评了大国晋国的铸刑鼎，为的是引起世人对“礼崩乐坏”的注意。不论孔子的批评是受晋国旧公族托付所做，还是他自愿所为，其批评之理由都可以从鲁国法政国情来解释。鲁国始终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15)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16)。鲁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执政之卿皆出身于公族，非公族不得执鲁政，因此卿大夫之间的争夺主要在公族内部。(17)在子产铸刑之际，鲁国三桓与公室争权，由“政在公室”发展到“政在三桓”。(18)鲁国的这一政治形势要比深受六卿支持的子产差，孔子也就不好直接批评子产铸刑。此后，虽然鲁国公室实力衰弱了，但三家并没有相互倾轧，相反却促进了春秋后期鲁国国力的兴盛。(19)相较于晋国的形势，鲁国完全有资格提出批评。晋国的蔡史墨披露了晋国铸刑鼎的具体过程：“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20)范氏、中行氏、赵氏均是六卿。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孔子认为，晋国的民众看到了刑鼎则不再尊重贵族，不是因为民智开启，而是在于铸刑鼎一事本身就已经明确向民众表明，贵族之间已经乱了尊卑秩序，相互攻伐，如此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乱。范宣子的刑书就是在夷地制定的乱法，以此作为版本铸刑鼎，正是当时晋国六卿专权，明争暗斗的真实反映。这才是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史华兹所认为的那样，孔子作为贵族伦理的坚守者主要是为了捍卫先秦的贵族精神。(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