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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铸刑、制刑与法制向前看 早期的中国法应该是先有其事，后有其法。到春秋之际，法律有誓、诰、命、令、盟、典、常、制、则、法、礼、刑等12种形式，其中制、典、则、法都是“先王之制”，即前例，以此尊王，维护封建体制，确保礼乐秩序，这是一种“向后看”的治理思维。但是前例没有约束力，引用与否全赖于引用之人的偏好，导致对前例的引用相当随意，到春秋后期竟成了乱臣贼子争权夺利的口实。随着周王的衰微，地方诸侯王为了捍卫自身的权威，正逐步依靠自己发布的誓、令来实施统治。制、典、则、法则逐步衰微，当时臣民开始直接引用当时之法而非先王之制，或是宣示或是效忠现任的权力。西周所做的《吕刑》到春秋之际也不再受重视，因此，叔向批评子产是建立在先王之制的前提下，显然不合时宜。可以说到了春秋后期普遍存在一种“向前看”的法制潮流。驷歂杀邓析而仍用其竹刑，其原因可能是基于春秋后期社会之变，子产所铸刑书已显落后，邓析的竹刑正是满足了社会的需求，(47)但为了将彰显王威，只能杀之。竹刑取代刑书，正是春秋后期列国“向前看”的法制眼界之体现。从司法效果来看，郑晋两国所铸之刑在审判中很少引用，因为对以往法典的因循会阻碍改革的进程，也无法适应新王对威权的渴望。对郑国而言，竹刑一旦为王权所用，便失去了“两可”解释的可能，完全替代了子产刑书，始为专制服务。(48)于晋国而言，由于法家思想的影响，加上对传统权力和刑治主义的因袭，晋国铸刑鼎才会对赵韩魏法典有深刻的影响。魏国的《魏宪》、李悝的《法经》、赵国的《赵律》等法典，都可以说是“晋之故法”的继承和发展。(49)否则，赵韩魏很可能另起炉灶，三家法典完全可以没有晋国刑鼎之遗存。因此，铸刑只代表了现任王公的影响力，虽然子产欲通过铸刑避免“人亡政息”的局面，但当时普遍存在“向前看”的法典追求，实在是难以实现这一目的。退一步讲，子产也可能深刻洞悉到了这一变化，铸刑只是应急之策，是新政改革诸多环节中的一环罢了。 总体而言，在春秋中晚期，有大国晋国和小国郑国的示范，铸刑成为此后兴起的法家以及由其主导的变法运动之前奏。在铸刑书之后10年不到的时间里，卫《刑书》问世。5年后邓析《竹刑》完成，制刑频率逐步提高，(50)成为列国潮流。不过，出于“向前看”的法权建设所需，制刑反倒变得比铸刑更普遍，这说明对王权而言，与公开化的铸刑相比，法典化的制刑更为重要。 注释： ①《左传·襄公八年》。 ②《左传·襄公三十年》。 ③同上注。 ④同上注。 ⑤《说苑·政纪》。 ⑥《论语·公冶长》。 ⑦《左传·昭公六年》。 ⑧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⑨同前注⑦。 ⑩《左传·定公九年》杜预注。 (11)同上注。 (12)同前注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