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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架构提出了初步的厘定，并通过课本进行教育和宣传。“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 共产党人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这个规划，不仅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于有别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明确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和构成国族的各个民族。这样一个“国族—民族”的双层结构，与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关于中国的“国族=民族=汉族”的单层结构认知，有完全的不同；也正是基于这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由此不仅建构了与国民党人完全不同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安排上有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贾拓夫在1940年以“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为题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澈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李维汉也撰文提出，“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为着更进一步的团结抗战，必须具体的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根清大汉族主义，必须纠正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多民族架构的认知，与孙中山、傅斯年、顾颉刚、居正以及蒋介石完全不同：“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曾经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的翦伯赞，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处理中国的历史，因此，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但是大汉族史不是中国史，而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因此，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解决方案，是建构在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厘清和关于“国族—民族”架构规划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一国族观和民族观，不仅有效地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共识，也在事实上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的核心指导理念。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曾经就此指出，“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