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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者一宗”与“昆弟甥舅”：对日抗战期间的多民族国家整合方案 早在1926年，吴文藻就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比较研究了梁启超、张慰慈和孙中山的“民族之见解”，并进而提出了包括单一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分类体系：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 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近世所谓民族国家，自有此二者之别。自马志尼、密勒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以来，理论辄易掩饰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此乃思想界混淆之所由起。 …… 今之人舍本逐末，竞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前谓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良有以也。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 而受到孙中山民族思想和陈寅恪影响的傅斯年则认为“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由此出发，傅斯年在完成《东北史纲》力陈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之后，在1935年12月15日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二千多年，所有时候因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时因为奸雄之割据，列国并立，然而这都是人力强的事实，都是违背物理的事实。一旦有适当的领袖，立时合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田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身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在1939年2月1日专门致函要求顾颉刚响应他的观点：“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同时还要求顾颉刚在主持《益世报·边疆》时“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进而明确提出“凡非专门刊物无普及性者，务以讨论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等为限，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有鉴于此，顾颉刚在1939年2月13日的《益世报·边疆》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该留神使用‘民族’这二字”；“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傅斯年、顾颉刚的观点甫一发表，就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积极应和。居正在同年3月3日在《益世报·边疆》上发表《民族的国家与民族的政党》：“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分崩离析，可是自从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族的宰制政策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逐渐走到了民族的国家的境域。就现在国内的民族说，总数在四万万人以上，而其中参杂的不过百余万蒙古人，百多万的满洲人，两百万的西藏人，和百余万的回族，而且这些民族，自满清推翻以后，各族和平相处，多数业已同化，所以就大体上讲，四万万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