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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分疆划界”到“风同道一”：民族主义洪流之下的族际政治策略 文化总是诉诸人群及其活动的空间，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这在冯客看来，“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种族主义的世界幻象，在其中外来者被约减为易于把握的空间单位”，这个关于“孰为正统”的“易于把握的空间单位”在古代中国通常被处理为以文化统合的“天下观”，在近代西方则被视为“民族国家”。 以文化为整合工具，固然造就了多民族“共冶一炉”的中国，但只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便会引起“孰为正统”的合法性争议，而这种争议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场域下总是会上升到文化与种族之间的纠结与缠斗。清王朝的统治者虽坚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但仍坚持满汉“究非同族”：“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而究非同族，今虽有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迨至清末，这样一种族际治理方略在西学东渐和列强瓜分豆剖之下，逐渐引起“族”与“国”撕裂并愈演愈烈，最终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正视。 但在戊戌变法时，出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就已经上书建言化解满汉畛域；1901年，作为“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端方也在《筹议变通政治折》中提议“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连，可融满汉畛域之见”；变法失败之后，张之洞在1904年也“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1907年，端方“为满汉大同起见”代安徽贡生李鸿才在上奏条陈中提出“满汉刑律宜归一致”“满汉通婚宜切实推行、“满汉分缺宜行删除”等八条建议。在统治阶层内部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身为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在“际兹时势多艰”的背景下，不得不在谕示大臣“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在上奏提出去除满汉畛域的各种建议当中，以贵秀和端方的条陈最具格局： 我国入关之初，分疆划界……时至今日，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宗室出自天潢，系本亲贵，原不可等于齐民。其外若满、蒙、汉均是臣子，旗族何贵，汉族何贱，亦奚用轩轾为耶。如化裁存乎变，推行存乎通，或化汉为满，或化满为汉，风同道一，纳满汉于轨物之中，民莫能名。 考欧美列邦得失之故，凡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苟利益轻重，稍有偏畸，相形之间，动生猜贰。驯至尔诈我虞，人各有心，猜疑日深，杌陧日甚，则其祸患所及，危机国家，小则日即衰颓，大则立成分裂……方今列强环伺，虎视鹰瞵，惟有统一人心，消弭内乱，使有志之士知政府之可以有为，喁喁然思竭其才，以应国家之用，上下一心，同御外侮。若使种族之见，自生厉阶，则适与外人以绝大机缘，将恐满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在各地官员的建议之下，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懿旨准许满汉通婚，“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言语，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附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1907年，慈禧又谕令推行旨在“融化满汉事宜”的多项政策，但“相对于革命党人声势浩大的反满宣传，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这些（平满汉畛域）改革措施的数量之少、范围之窄和作用之有限”，因此“总体来说，慈禧太后的一些新政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既没有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差别，也没有减轻旗人的经济困境。”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同时公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列有“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但这一在光绪四十一年（1916）才得以全部落实的规划，到1911年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荡然无存了。也正是看到了满汉之见“残杀相寻，势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的实景，裕隆太后在清帝退位懿旨遂不得不将黯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共诸全国，立为立宪共和政体”，“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