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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伟大之单一国”与“同化于我”：孙中山的国家定位和政策主轴 如何建构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而效法西方建立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则成为讨论中的一个“时代强音”。即便是时任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1904年也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现代国家：“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现在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制，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而与陈独秀同在北大共事并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李大钊，在民国建立之后的1917年也继续呼吁构建一个“畛域不分、血统全泯”的“新中华民族”：“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也。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而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党和民盟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的张东荪，一直到1948年还在《北大半月刊》上撰文指出，“中国自辛亥以前起，由清末以迄现在乃只是一个革命……这个革命是隐然代表一个民族的潜伏性的根本要求。不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要求是什么，亦不拘知道的人们究竟有多少，而这个要求本身却始终存在那里”，“据我个人的了解，这个要求……第一点可说是造成一个国族（nation-making），因为中国迄未完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第二点可说是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因为中国人今天的生活还在原始时代”。 在具体举措上，孙中山主张将少数民族同化为一个民族，并据此建立“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早在1903年的檀香山演说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而在辛亥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明确地表明多民族的中国是一个“伟大之单一国”，“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在1919年完成的《三民主义》一文当中，孙中山更明确地将辛亥革命定位于“汉族光复”并进而提出将美国的国族建构经验应用于中国。“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在孙中山看来，将汉族改名为中华民族并借将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我”是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1921年，孙中山在对“党内同志”的演讲中也指出，“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在孙中山看来，“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所以对“五族共和”不屑一顾，并且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整体污名化以建构汉人中心主义的正当性:“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本党应以美国为榜样。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而基于这样的论证，孙中山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该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