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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1924—1926年)，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42]详见陈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满族研究》2012年第2、3期。 [43]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页。 [44]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王汎森、潘光哲、吴正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853页;王汎森、潘光哲、吴正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1页。此文亦见湖南教育出版社《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05页，但编者认为“此信写于1939年，具体日期不详”;但据王汎森等主编的台湾版及大陆版《傅斯年遗札》，此文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即1939年2月1日(档案号I:147)。 [45]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1939年2月13日。 [46]居正:《民族的国家与民族的政党》，《益世报》(昆明)，1939年2月21日。 [47]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的责任———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1942年8月2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15—216页。 [48]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台北:中正书局，1986年，第2页。 [49]陶泰来、陶晋生整理:《陶希圣年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195—197页。 [50]“傅斯年档案”I－433(1926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引自王汎森:《伯希和与傅斯年》，见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8页。 [51]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昆明)，1939年5月1日。 [52]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53]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大纲》，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1941年，第21—22页;转引自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54]白寿彝:《来函》，《益世报》(昆明)，1939年4月3日。 [55]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56]费孝通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5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376页。 [58]《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9页。 [59]《列宁选集》第4卷，第758—759页。 [60]《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3—554页。 [6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595页。 [62]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时政治课本》(1939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808页。 [63]关烽(贾拓夫):《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1940年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816页。 [64]罗迈(李维汉):《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1940年4月30日、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840页。 [65]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945页。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在党内外公布和“多印广发”此文，并要求“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以便在全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警示“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地严重地存在的”，毛泽东:《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53、64页。 [66]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史》，《学习与生活》(重庆)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 [67]弗雷德里克·C．戴维斯:《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陶文钊等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1—113页。 五、“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的解决方案 反对普遍主义并推崇多元主义是东西方思想家的一个思考脉络，这样一种思考尽管其间夹杂着诸多反复，但总的趋势和潮流在东西方之间并无太大的歧义。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联系的观点：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一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任何一个意愿良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果得不到被施与者的同意，其后果都不可能是良善、正当和正确的。因此，马列经典作家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国家政治整合时，特别注意少数民族的感受、感情和承受能力。“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受欺辱’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 正是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1937年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和“抗日的民族团结”主张；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把“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作为党的任务：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有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