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少数民族史学家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有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传统。 先秦自称“蛮夷”的楚人，其屈原《天问》，借楚国神庙内的历史和神话图画，对涉及天、地、人、自然、社会，以及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的历史加以发问，反映了楚人对自然和历史认识的进步，对人们理性认识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起着催醒作用。从各种汉文史书中看，祭祀祖先，是匈奴人历史观念的重要体现。匈奴人非常重视对祖先的安葬，葬礼隆重，随葬品极为丰富。“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贵族还有着殉葬的风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15]2892、2893。匈奴人对祖坟非常重视，汉昭帝时，乌桓为了报复匈奴打败自己的怨仇，派兵挖掉了单于的冢墓，“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16]。匈奴人的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西汉金日磾之曾孙金日当“为父、祖父立庙”[17]。刘曜称帝建前赵，立刻“缮宗庙、社稷、南北郊”[12]2685。祭祀活动的祷辞，多是对祖先功烈的记颂。匈奴人的这种记颂，年年代代口耳相传，对历代单于及其事迹有较明确的记忆。从《史记·匈奴列传》对头曼以来诸单于事迹的记述，说明匈奴人的口述历史是准确有序的。祖宗崇拜反映了匈奴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追思民族发展历程的历史观。 北魏崔浩奉命撰鲜卑《国书》30卷，刊石于天郊衢路，因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成大案，崔浩遭诛，手下数百人被处死，诸汉族大姓因与其为姻亲，亦被“尽夷其族”[5]826。由此可见鲜卑族史书对先祖“记善不记恶”的历史观。早期突厥民族有“重兵死，耻病终”的英雄史观[18]。突厥文碑铭对英雄所经历的战争，只记录胜利而无失败，或粉饰，或夸大战果，这或许是英雄史观支配下的有意识的选择性遗忘。回鹘碑铭是回鹘历史意识的重要产物，其用十二生肖纪年进行编年叙述的历史记叙方法，突出回鹘可汗形象地位的英雄史观，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史学意识和利用历史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的国家史观。碑文不载唐朝皇帝对其可汗的封号，显示回鹘不以中原王朝标准为准绳的独立民族历史观念。回鹘文著作《福乐智慧》赞扬明君的所作所为，以劝戒君王，强调“国君的身世要纯正高贵”，提出“明君还须有贤哲辅佐”，史书的作用是能够把握“经世之大略”，使人能够认识到历史上的“得失之枢机”，都体现出鲜明的借鉴史观。宗教在古代藏族史学中影响深远，《西藏的观世音》《拔协》《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等藏族政教史或王统史中，佛教史观在历史理论的表述中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分享知识乐趣的史学功能也隐含弘扬佛教功德、使人心生信乐的意旨。诸书认为，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赤祖德赞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吐蕃乃诸佛、诸菩萨之教化地，佛教是藏民康乐的源泉和依托，供奉此书等同供奉佛教。成熟期的藏族史学，传记体强调信史的重要，“既无虚构，亦不隐瞒，乃据实而言”[19]，教法史从不同角度阐述佛教的历史，内容更丰富，形成了综合体、政教体、文献学体、人物类传、宗义书等多样体例，都努力追求历史真实，使佛教之“义”与历史之“实”有机地统一起来。 古代彝族史学理论极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家举奢哲对治史原则与记史方法有深刻思考，认识到每个人记录的历史从写法到记录重点都存在差异，提出历史撰述五样，“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20]。这些极具理性的认识，是中国史学史上史书撰写法则的较早总结。隋唐时的彝族史学家布塔厄筹重视纲目分明的记史方式，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主张明确史评标准，理清学术源流，是可以与刘知几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大理国时的白族由于佛教密宗的巨大影响，其史学也充满宗教色彩，撰文者往往自称“儒释”，所撰史书“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女真君臣吸取中原王朝尤其是汉、唐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戒来指导对国家的治理，防患于未然。给史官以特权和更多接触社会调查研究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并扩大见闻，要求史官必须记载人君善恶，不可遗漏。金世宗言：“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13]195116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以后，蒙古族史著把蒙古汗统与印度、西藏王统联系到一起，形成了“印藏蒙同源论”的历史认知。维吾尔族史家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认为，史家写史不是为了替君王虚美隐恶，而是通过实事求是地叙述往事，使读者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使世人趋善而避恶”[21]。明代回族史家李贽，“非圣无法，别立褒贬”[14]455，史识卓越，明确提出“经史一物”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历史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独特的评价；对传统史书体例大胆改革，创立“世纪”体，以揭示历史兴亡治乱的规律以及时代演变的历程，其史学理论独树一帜，推动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