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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各民族史学思想的主题。 民族观是少数民族史学的自然表露。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史学既体现其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性，又强调其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文化认同。南方民族历史传说中的盘古、伏羲、女娲故事，三苗、炎帝、蚩尤、颛顼、禹的始祖追述，由北方迁到南方的祖居地传说。匈奴人追述自己的先祖淳维是“夏后氏之苗裔”[15]2879，慕容鲜卑认为自己是“有熊氏”的后代，拓拔鲜卑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5]1，鲜卑宇文氏称“出自炎帝神农氏”[22]。柯尔克孜族传说汉人、突厥人、蒙古人、柯尔克孜人是努赫的孙辈兄弟，还说柯尔克孜是突厥人的后裔，并融入蒙古勒、塔塔尔(鞑靼)的成分，反映了柯尔克孜先民对中国各民族兄弟关系的认识。党项人的传说中称：“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隅，边陲羌区有羌字。”[23]意思是，吐蕃、汉族和党项都同出一源，只是由于地域的阻隔才使得语言产生差异。羌人所居住的地区与西方遥遥相隔，在边远的羌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字。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之“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的民族观[15]2473，都是古代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的始祖认同观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现。 十六国中诸民族首领所建政权多以汉、夏、秦、凉、燕、蜀、赵、魏等中原王朝或地方郡国名称命名，表明其所建系对中原王朝统绪的继承，表现出强烈的正统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政权的史书《晋书》《宋书》《南齐书》将北朝民族斥为“索虏”，而北朝民族政权的史书《魏书》《北史》又将东晋斥为“僭晋”，将南朝政权讽称为“岛夷”。这种通过撰写史书来彼此对骂的现象，表明当时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但南北各朝互争正统，又反应出即使北方民族政权的史书也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说明民族融合的国家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民族矛盾存在，国家一统的思想和信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各民族史家的历史观。僻处青海的吐谷浑，“自吐谷浑至叶延曾孙视罴，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24]。吐谷浑王视连临终时，谓其子视罴曰：“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子孙辈耳。”[12]2540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一统的认可。藏族早期《西藏的观世音》一书，详载文成公主作为嫁妆带去藏地的物品清单，说明由汉地传到吐蕃的这些知识对藏文化的显著影响。多喀尔·策仁旺杰的自传体史著《噶伦传》，真实记录了作者亲历的18世纪西藏历史上几次大的动乱纷争，详细记述了阿尔布巴发动的卫藏战争，歌颂颇罗鼐的英雄事迹及宽广胸怀，批判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狂妄行为，极力称赞清政府的治藏政策，包含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唐时壮族首领韦敬办所撰《六合大宅颂》，追宗溯祖：“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25]反映壮、汉民族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南诏王阁罗凤被迫拒唐投吐蕃时，命人撰《南诏德化碑》，颇以其“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叶”的历史而自豪，说明其不得已而“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该碑至今尚存，成为云南各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见证。明代纳西族土官木公《自述》言：“汉唐宋元世，历宦岂须夸。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26]这种家族自豪来源于该族作为中华子民的认识。海南白沙县黎族土氏始祖所定子孙辈字派“开─文─建─正─国─家─章─兴”，是其强烈家国历史观的体现。白族作者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反映其民族思想为“天下一统”的整体观、“无间华夷”的民族观和“爱民抚夷”的羁縻观[27]，其核心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大一统”中央皇朝的认同。契丹辽在史书中认为，自己虽身处边远，却也是炎黄子孙，并编制出一条民族繁衍世系表，以构建出其与汉族同源共祖的民族正统观，为本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在族源上找依据。针对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列于四夷，契丹辽修国史将“赵氏初起事迹”详附于后[28]，说明与宋朝相比，契丹人建立的才是真正的正统王朝。党项人的《新集碎金置掌文》，称“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回鹘饮酸乳，山狄食荞饼”[29]。用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中华各民族的不同特征，显示了其中华一家的民族观。 金代各级学校都有由国史监统一印制的规范经史教材，以史书言，“《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科举出题的范围，“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13]1129、1136。从而培养了大批精通中华文化的人才，推动了中原文化和女真族文化尤其是史学的融合。元朝在修撰《辽》《金》《宋》三史时，长期因体例问题争而不决，在元顺帝发出“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指示后，总裁脱脱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办法，议者遂息[30]。这一决策不仅突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旧史学观念，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更宣示了元朝是统兼三朝的中华正统皇朝。满洲首领皇太极用所阅汉文正史中的史实，阐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历史规律，明确少数民族一样可以主宰天下的道理，为满族即将取代明朝而获得天下寻找历史根据。维吾尔族史家毛拉·穆萨的《伊米德史》，以不少篇幅描述侵略者阿古柏的荒淫无耻、阴险残暴和横征暴敛以及对英勇抵抗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屠杀，表达了新疆各族对清廷平定阿古柏侵华势力的期盼，总结道：“可汗(指清朝皇帝)的胜利之军，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噶尔，沿途所经，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汗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汗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反映了新疆民族史学中的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共御外侮”的排他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