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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承包与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村治理进入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农村改革中，以家庭土地承包为主的经营方式替代了人民公社，从而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就促使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终形成。“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以何种形式将分散化的农民重新组织到国家体系中来，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4]自治即是自主性、自力(即自我力量)、自律性等基本要素。[5]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即在乡一级建立国家的基层政权，行使行政权，又在乡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由村民自我管理本村范围的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治性。[6]“乡政村治”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治理能力区域性不均衡、乡镇改革中利益矛盾突出等问题，对现有的乡村治理制度提出来一大挑战。[7]所以这就要求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形式要更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自治与他治的互动等方面。 (三)发展干预与乡村生计、治理多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对乡村进行了极强的发展干预，从而使得乡村生计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西双版纳哈尼族经济作物完全替代了农业作物，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8]旅游成为红瑶妇女一种新的生计手段，并且在民族语境中重构了红瑶文化。[9]以致农民们自觉地从小范围的家庭承包中脱离出来，学习现代化经营理念，主动投向市场，引入外来资金和技术，生计方式也从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转变为依靠现代企业和农业技术的“工业农业”或“生物农业”，使得乡村治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第一，建立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第二，放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集体层经营和多样化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治理模式；第三，以‘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实现权力主体多元互动。”[10]这些都为时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思考。笔者在此也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加以整体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