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民自觉与乡村良性治理 生计方式的转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或者是生活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村民思维的转变，从而引起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从集体经济到个人承包经营、旅游合作社、外来企业入驻等发展模式中，改变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如在金穗模式中，当地土地100%进行了流转，村民的收益基本上都是依靠公司，公司也负责了修建和改造村里的房屋、基础设施，发放社会福利等。“老有所依”这样的境况真正在定典屯得到了体现，村民在公司的帮助下参与到在发展中来，也提升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发展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就像贫穷不能用收入衡量一样，贫穷的原因在于个人基本可行能力(教育、医疗等)没有得到满足。同样，文化的消亡不能用交通的通达度衡量，而应该发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适应力是否适用于变化中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反观广西五村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在古文村、定典屯、忠良村、弄拉较为成功的实现生计方式的转型的村庄中，村民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积极主动地适应政府政策或配合由村庄核心人物或能人提出的策略，尽管也会存在有少数几个村民因为没能实现其利益诉求而对其不满，但是总体而言，它体现了村民主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与政治或社会等之间的适应过行程中，凸现出来的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力。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在留肖坡新村的分散性的发展模式中，无论是村民的主体性的发挥，还是其文化与政治或社会间的适应，或是政府与村委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等方面，都存在脱节的情况。 不论一个村庄的发展如何，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发展主体是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村民中的政治生活层面也有涉及，与人有关的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合力对整个村庄所起的作用。从笔者前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事实材料中可以看出，前四个相对而言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生计转型的村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对村庄治理和发展的主体——农户主观内驱力的强调。并且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农民并非单纯的作为一件简单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不是一种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阶层的文化建构，他们在对自我社会发展和治理中表现出来的与政府的代理人，如村干部、乡村能人和企业老板之间的反抗或顺应合作的行为表征，这种行为表征即是对权力和资本利益权衡时的反映，又是对外部力量入侵时的挑战，而这也恰恰反映出了底层民众对其主观需求和内源式发展的强烈愿望。 将人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了发展的层面，看到无论个体或依存于一定组织的农户在与外部政府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再怎样的无权，他们都不但只是作为“被驯服的个体”，相反他们是“理性而反叛的主体”。在不断地博弈中，有些表现为对政府政策这一外来力量的积极主动回应方式，而另一些却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回应方式，在后一种方式中，他们有时候甚至可以成功地将权力颠覆或瓦解。笔者在这里本无意将这些农户们在村庄治理的参与式地发展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或“文化博弈”涂上“传奇化”的色彩，但是，广西五村的农户们在转型中的生计方式下的故事与体验，以及改革给他们带来的阵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主体经验，的确构成了一幅交织着“合作”与“抗争”或“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这一景致将对眼下的乡村振兴，以及未来的乡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