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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后堂安侗寨的社会结构变迁 (一)村民频繁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创新释放农业生产的活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浪潮与消费主义逐渐扩散至堂安侗寨，金钱和财富逐渐被视为个人能力和存在价值的话语逻辑与传统农耕经济增收乏力诱使村民纷纷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以谋求新的生计来源。村文书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堂安侗寨自1989年有人外出到广东打工以来，先后有201人外出务工或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占全村人口的25％左右。外出务工已成为该村转移劳动力、谋求新的生计来源及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用当地人的话讲，“花钱靠打工，吃饭靠种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得村寨发展面临人力资源不足和社会基础缺失的危机。不仅如此，村寨能人是村寨集体行动能力生成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大量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不乏许多身强力壮、学历层次相对较高、对外交往能力较强的村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 (二)公共资源缺失 堂安侗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民族生态博物馆，虽有文化资源的优势与旅游开发的潜力，但因各种原因旅游业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除2—3户农户间歇性接待来访散客外，村集体无法从文化资源优势中获取旅游收入。村委会运转的经费来源有：(1)地方政府拨款。为提高村委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办事效率，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和各类项目，当地政府根据堂安村人口情况，每月为村委会主要成员，即村主任、支书、文书提供800元的报酬。自2013年起，将原有的办公经费从1600元/年提高至2000元/年。2000元的办公经费对于村委会的正常运转明显是杯水车薪。(2)村内集体收入。主要包括：①村中共有5个公共水塘，大小不一，大的3个租给鱼塘附近的村民养鱼，租金为每年200元/个，小的为每年150元/个，每年收入900元。②村卫生室作为村寨公共设施，闲置空房租给当地人开小卖部，每年租金600元。③村委会办公楼二楼用于堆放集体资产和日常办公，一楼租给当地人开小卖部，年租金为360元。上述收入仅够维持村寨各类传统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无法实现村寨道路、引水、办幼儿园等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综上，公共资源缺失一方面使得村寨法定组织的动员能力受到限制，同时导致村民生活面向逐渐远离村寨。 (三)村寨法定组织行政化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推行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空间。然而，因村民自治制度的外嵌特征与制度依赖惯性，导致村寨法定组织内源性不足。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由于远离行政中枢，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村民自治缺少资源支撑，进一步强化了村寨法定组织对地方政府的依赖。近年的项目入村理论上为村寨法定组织动员能力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多数项目的决策与落实主体均为地方政府，村寨法定组织沦为地方政府落实项目的代理人，无法顾及村寨居民的公共服务诉求。据村主任介绍，其就职以来，组织成立侗戏队，开展了侗族大歌比赛、斗牛等多项村庄集体活动。综上，村寨法定组织职能的“行政化”与村民期待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弱化了其动员能力。 (四)制度体系真空化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外嵌特征与路径依赖惯性，使得制度难于真正奏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本身的制度缺陷使得村寨法定组织难于真正发挥组织作用。如关于村支两委权力来源缺少明确的制度规定，模糊的权力边界引发的矛盾消解了村寨法定组织的整合能力。再如，按照村组法规定，村民大会及村民代表大会作为村寨最高权力机构，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召集，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但村委会成员如果未履行职责，该如何处罚，村民自治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堂安侗寨几任村支两委成员上任以来，一直未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甚至一直未制定村规民约。这样，村民自治制度缺陷难于对违规的村委会领导产生约束，集体行动难于生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