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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转型背景下堂安侗寨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一)村寨源起传说与村民信仰共同构筑村寨较强的内聚力 据堂安侗寨八十余岁的PZC老人介绍，最先迁入堂安的蓝氏祖先曾因兵匪所迫，到处迁徙。后由洛香迁往地坪，从地坪再迁到“得芭”定居。其间，蓝氏祖先养有一群鹅，自会早出晚归。有几日，蓝氏祖先发现有几只老鹅未归，寻找后发现老鹅在深山密林中的“贵近”冲水草丰盛处的大水塘嬉戏。蓝氏祖先想，鹅想去的地方肯定是好地方，于是迁到这里定居下来，后发现塘边长有一种草，猪、牛吃了以后长得很快，侗语称这种草为“埯”，这个地方就叫做“塘埯”。实际上，“找回牲畜、家禽之地”这一类型故事在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流传较广[2]。借助于这样的传说和故事，可在村民心中不断强化“风水宝地”形象，增强村民对村寨的认同感。直到现在，村民也认为堂安人杰地灵。 侗族社会的精神信仰中，“萨岁”占据重要地位。“萨岁”即侗族社会传说中的女英雄，侗家人精神领域中永远的“祖母”、地方主管神，在侗族人的精神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每年正月初一，堂安侗寨男女老少由寨老率领，先到“萨岁坛”虔诚地祭祖“请萨”，然后才能进行踩歌堂、对歌等活动；正月十五“送萨”；二月春社，年轻人到六甲“赶萨”；六月六“敬萨”。每月初一、十五由村中的寨老代村民向“萨岁坛”烧香、敬茶。安“萨岁坛”时，要由寨中众寨老到黎平县一个名为六甲的地方虔诚地将萨岁灵位请来。不仅如此，寨中凡有重大活动，必先求“萨”护佑，以保平安。八月十五吹芦笙，举办斗牛比赛，要先行“拜萨”。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是无用的空谈，而是唯一能让大群人类合作的救命仙丹。”[3]从这一角度来说，堂安侗寨村寨起源传说与村民共同信仰对于构筑村寨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二)村寨多样化的姓氏结构因“结拜兄弟”和抱团发展生成村寨主义 侗族村寨，通常一个姓氏一个鼓楼，力量较强的氏族往往所建鼓楼较高，鼓楼高矮反映出各氏族在村庄中的力量结构差异。与之相比，堂安侗寨仅一个鼓楼，反映出各氏族虽有人口数量上的差异，但并未因此在村中形成明显的家族控制格局。 堂安侗寨陆姓为第一大姓，占据总户数的一半，另一半分别为嬴、潘、吴、杨、石、蓝等六个姓氏。陆姓祖先有两兄弟，哥叫“闹”，弟叫“峦”，其先世来自河南充州府，入黔后沿河而上，到过“枷杓”“高番”、洛香、东郎。传说朝廷一官员外出巡游，至该地时被高坡上滚下的石头砸死，朝廷污蔑是刁民所为，故要剿杀这一带的民众。“闹”和“峦”为逃命，迁到肇洞(今肇兴)居住，后有部分迁入堂安。“闹”和“峦”的子孙先迁到堂安占山立寨，俗称“大陆”。后来迁入的陆姓和外姓人家，为了共抵外侮，抱团结寨，对外称姓陆，内称本姓，这部分陆姓俗称“小陆”。陆姓虽为第一大姓，但最先进入村寨的为蓝姓，具体时间已难以确认。蓝氏祖先入村后，居住现鼓楼处。1980年重建鼓楼时，村寨用原鼓楼地盘与蓝氏居住地做了调换。嬴氏祖先为秦始皇，秦国被灭以后，嬴氏整个家族都将被灭，为逃避屠杀被迫从原居住地河南逃至武汉，再从武汉逃至江西九江，隶属江西吉安府。逃亡过程中，为防止被追杀，部分人将嬴姓改成吴姓，有些改成姓尹，有些改成姓银，实则为嬴姓。之后，又从江西几经迁徙后在黎平县水口居住，以养牛为生。后有人发现“贵近”冲(堂安)水草肥美，是安居的好地方，嬴氏祖先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其居住地便是现今堂安鼓楼一带。潘氏祖先原籍江西，不知什么年代几经迁徙，后从洛香迁到古帮，再从古帮迁到“岑岁”。潘氏祖先在一次打猎过程中，到了“贵近”冲，发现这里水草肥美，适宜居住，便邀约18户人家迁到这里占山立寨。潘氏祖先娶有两房夫人，大夫人繁衍的子孙称为“大潘”，二夫人繁衍的子孙称为“小潘”。石、杨、吴三姓迁入堂安时间比蓝、嬴、陆、潘四姓稍晚。为了自保，后迁入的家族分别与迁入较早、人数较多的家族结为兄弟，杨家和潘家、陆家和石家、吴家和蓝家拜为弟兄，约定彼此间不能通婚。 综上，堂安侗寨历史发展进程中，进入村寨的氏族虽有先后之分、大小各异，但为求生存，不同氏族通过“结拜兄弟”等方式而将血缘与地缘关系有机嵌入，抱团发展从而产生了具有村寨主义特征的交往范式。即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4]。 (三)农耕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与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叠合共同形塑村民间互帮互助 侗族是一个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民族，其水稻的耕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热爱农业生产、眷恋土地的观念根深蒂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田地耕种的好坏在当地成为评价耕种者价值的重要标准。若耕种者随意将田地荒芜，会被当地村民视为“懒惰、不勤劳”，从而影响抛荒者的声誉和面子。受制于村寨社会舆论，外出务工者并不会轻易将土地抛荒。因此，当地土地抛荒的情况极为少见。然而，面对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户间的互助与合作往往成为应对农业生产特征与季节性压力的理性选择。这样的关系自然延伸并同时成就了村寨中参与最广泛，目前仍较为活跃的合作形式——糯的流动。即村寨婚丧娶嫁等家庭重要活动因村内外参与人数较多常常需要大量的糯米，单个家庭无法提供如此多的糯米。筹备过程中，需要糯米的家庭由村寨其他所有家庭凑足所需糯米。借助糯的传递，村寨不仅将公平性原则、互助传统嵌入传递过程中，同时将堂安侗寨所有农户进行了有机勾连和频繁互动。在这样的公共场域中，受制于公共舆论的压力，谁也不敢轻易在村中“占便宜”“搭便车”，否则很难承公共舆论的压力。 农村家庭是农村居民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根据家庭代际层次，已婚夫妇对数及其亲属关系等状况可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以及扩展家庭。堂安侗寨《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提供的信息显示，堂安村核心家庭共105户，主干家庭93户，扩展家庭2户。所占比例分别为52.5％、46.5％和1％。村中主干家庭的比例虽占46.5％，但因主干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经商，导致村寨家庭规模普遍偏小。家庭规模偏小，不仅无法应对农业生产，对于超出家庭能力范围以外的婚丧娶嫁等仪式性活动，同样需要村民间的互助与合作。 综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及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村民间相互依赖与互帮互补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