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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婚圈与村寨社会关系的互嵌互构强化了村民间社会关联 婚姻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村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与范围。从族际通婚来看，堂安村民仅有4户村民与其他民族通婚。从通婚空间范围来看，堂安侗寨内部比例达53％，与相邻的厦格村达16％，临近村寨比例为29％，省外仅占2％，分别来自临近省份广西2人、四川1人。婚姻与地缘、血缘关系的互嵌不仅有利于降低村民完婚的成本，稳定婚姻关系；“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对于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当前中国农村动辄几十万的“彩礼”钱相比，堂安侗寨女方家举行结婚仪式及办酒用的糯米、酒水(自酿的糯米和啤酒)、饮料、猪肉、水果、糖、鞭炮等由男方家准备，男方无须备“彩礼”钱。上述食材中的糯米及部分酒水可通过村民间互借，即“糯”的流动备齐。猪肉大多由村民提前喂养小猪以备结婚用，也可通过村民间互借备齐。上述结婚用的主要食材可通过村民间互助完成，剩余部分借助市场交换以备齐。这一方面降低了村民的完婚成本，另一方面因完婚过程包含着互惠机制，借助于这样的机制，个体被卷入至村寨共同体中。从村寨的离婚率来看，全村仅有3对夫妇离婚，离婚比例较小，仅为0.016％，婚姻关系较为稳定。这与堂安侗寨的通婚圈以及婚姻过程中嵌入的地缘、血缘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访谈中我们作为“外人”的无知折射出当地“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化解村民矛盾的内在力量。该村鼓楼前一小卖部，由年轻夫妇负责经营。夫妻二人年龄相差不大，自小一起长大，相互之间颇为熟悉，参与公共活动以及婚丧娶嫁互助中慢慢建立了感情，发展为恋人，后通过双方亲戚最终将两人撮合为夫妻。男女双方父母均居住于鼓楼附近，两家人相隔不足50米远。因两人外出学习多年，善于沟通交流，加之小卖部位于村寨重要公共空间附近，夫妻二人历经与目睹了村内众多公共活动，自然成为我们重点访谈对象。一次有关村民私人生活的访谈中，笔者问到“如果你们夫妻俩发生矛盾，出现争吵，会不会影响双方父母之间关系”。接受访谈的年轻丈夫惊愕地看着我，不知如何作答，停留片刻后说：“不存在影响双方父母之间的关系，双方父母本身就是邻里，同时也是亲戚，发生矛盾我们自己设法处理，不好意思和我们父母讲。” (五)公共资源的集聚与信息化时代交往空间拓展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平台 堂安侗寨鼓楼、戏台、萨岁坛、水井、消防塘等物质空间高度聚集。富集的物质空间为当地人交流与互动、表达情感与诉求以及公共舆论的生成提供了平台和空间。如果说物质空间的集聚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话，丰富的节庆活动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增加了村民互动与交往的机会与频率，由此生成的公共舆论对村民的行为逻辑产生了重要影响。堂安侗寨之所以出现返乡人员集体罢免村支书事件，一定程度上源自村寨富集的公共空间凝聚人气建构的特殊情景场域。若缺少这样的物质空间与情景场域，集体罢免村支书的可能性很小。另外，近年来微信、QQ等虚拟平台的迅猛发展不仅扩大了村民的交往空间，也为村民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开放、多元的公共平台。借助于新型交流平台，留守的村民与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村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自由交流与互动，表达诉求和意愿，甚至参与村寨治理。 (六)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风险使村民对村寨有较强的依赖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消除的现实背景下，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享受的政策福利差距较大，留守城市社会成本较高。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工人相对过剩，外出务工人员因学历、技术、经营管理能力上的劣势面临下岗、失业的可能性较大，对村寨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黄宗智教授认为：“这种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5]综上，留守城市遭遇的政策福利歧视与下岗风险使得当地村民对村寨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即使外出务工，也要保证农业生产的延续，积极参与村寨公共事务，不间断地加强村民间的交往与联系，以便外出务工遭遇风险时能够留有避险的港湾。这也就不难理解开篇所述带有城市文化符号特征的年轻人春节期间哪怕经历各种困难和挫折，也会义无反顾回乡过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