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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历经20世纪70年代“找回国家”的范式转换后，西方政治学重新将“国家”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这种以韦伯式定义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在描述现实国家时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强国家”的理论预设并不能解释全球化时代复杂多样的国家形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国家是一种“双面国家”：它由统一性的国家观念与碎片化的国家实践组成并为二者的互动结构所塑造。人类学将“文化”和“普通人”带回国家研究，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内理解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互动关系，由此为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悖论”提供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与西方政治学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相比，人类学的“国家知识”强调国家的动态性、矛盾性与文化相关性。 关 键 词：双面国家/国家观念/国家实践/人类学 标题注释：本文是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青海热贡藏区地方性市场发展的文化机制研究”(14CMZ021)、第59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的文化机制研究”(KLH3548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元元，副教授，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上海 200433 一、“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国家悖论” 国家曾是西方传统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以至于国家研究一度成为政治学的代名词。但西方政治学的这一学术传统在20世纪中叶，特别在二战结束之后发生了转向：政治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国家研究逐渐被当时风头正劲的“结构功能主义”所遮蔽：国家概念转化为政治体系与政治系统；传统国家研究的制度主义取向则被行为主义视角所取代。大多数政治学家开始将关注点转移至具体的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上，他们开始用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看待国家，认为国家只是社会系统的整合工具。这一研究取向很大程度消解了国家在政治学领域曾经的中心地位，在大多数时候，国家似乎被选民、政党制度与各种利益集团所“俘获”，只能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模糊背影而存在。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阐释中，国家不代表独立的政治能量与政治利益，也无力改变宏观社会结构，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换言之，国家被“遗忘”在政治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与政治学后行为主义的兴起重新唤醒了政治学领域内的国家研究，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政治学者们通过对历史的考证重新赋予了国家“独立自主”的身份。以斯考切波(Skocpol)、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家虽然对国家性质、国家及其权力起源的观点并不一致，但就“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一问题还是达成了默契的统一：首先，国家应该被视为一个维持特殊、自治状态的组织，它所具有的利益、权力与制度足以使自身与其他社会组织相分离，构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其次，以权力为支撑的国家有能力根据自身的意志，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去形塑和改造社会。①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一种“强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这当然不难理解：当政治不再需要“系统性地与其他亚系统相结合”才发挥功能时，国家所拥有的高度强权有能力通过暴力、法律、官僚和其他工具重塑人们的行动，并将国家意志延伸至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中。国家中心主义的这种“强国家”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对第三世界社会变革的研究。例如，深受这一观念影响的国家法团主义与官僚权威主义就强调国家在支配社会与推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领导者”地位，宣称“国家的特征是拥有强势且相对自主的政府结构，其根本目的是试图将一种基于强制且限制性的多元主义的利益代表系统强加给社会”。②这种分析视角将国家权威的强弱、国家政治结构的完善与否作为社会变革是否顺利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国家能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去支配和重塑社会，将社会变革沿着自身规定的方向顺利推进。 但吊诡的是，一种“弱国家”的形象也同时出现在这一时期政治学文献中。易言之，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下的“强国家”预设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国家能力相去甚远。很多政治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的田野观察表明，即使很多国家拥有完善的政治制度结构，也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机构为后盾，但依然无法保证体现自身意志的公共政策得以顺利推广。换言之，国家无力去支配与重塑社会，社会变革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的内部力量。不同于国家中心主义学者在历史中“找回国家”的研究路径，支持“弱国家”观念的政治学家大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实践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观察。格林德尔(Grindle)仔细审视了墨西哥的国家政策实施过程，结果发现尽管这个国家的“官僚精英和其他政治阶级已经联合在社会中建立起垂直的权力关系”，但国家试图在乡村地区推行再分配政策时却屡遭挫败。③弗兰克尔(Frankel)对印度的田野观察显示了国家出台的政策与社会对这些政策遵从性之间的分离，弗兰克尔将其称为“执行的失败”。④斯科特则在其著作中阐释了大量国家规划的失败，尽管这些国家拥有无可比拟的政治权威。⑤ 以上学者对现实生活情境中“弱国家”的描述使得国家中心主义“强国家”的理论假设面临极大的危机。更令国家中心主义坐立不安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重要性：自由经济秩序下的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政治-军事联盟似乎正在将国家重新遮蔽。尽管国家中心主义者们仍在争辩：国家及其未来依然会很重要，因为直至21世纪，国家仍是权力和资源的最重要的容器，不仅政治会围绕国家展开，所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都需要国家来推动或国家间的协调。⑥但是，现实却一再表明国家中心主义“强国家”的理论假设已经无法解释当前国家的现实，政治学研究中的国家能力在“强”与“弱”之间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之中。那么，在这个快速变迁、全球化进程越演越烈的时代，究竟何为国家？当前的国家究竟是“强”是“弱”？如何合理地对国家中心主义框架中的“国家悖论”进行解读？当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对这些问题陷入困境之时，人类学关于“国家知识”的阐释可能会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