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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实践 国家实践意指国家机构、国家人员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国家观念是人们对国家的主观建构，国家实践呈现的却是日常生活世界中客观的国家形象。 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国家机构与国家人员“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式的日常实践，由于其琐碎性与重复性，被看成是无“政治意义”的。但正如弗格森(Ferguson)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技术性、毫不起眼的日常工作却能使国家治理、国家认同的建构、国家权威的再生产等政治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13)人类学家古帕塔发现，诸如颁发护照、人口普查、举办国家仪式等工作可以将国家实体化为一系列制度和机构，这些重复、例行公事式的官僚机构实践将人们形塑为“体制内的人”与“体制外的人”，国家由此被普通人觉察和感知。(14)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将这些工作实践视为国家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通过对其进行描述呈现生活世界中的国家形象。但人类学研究同样显示，国家机构与国家人员的日常实践并不总是会强化观念，在特定的情境下，这些实践会抵触并解构国家观念，古帕塔描述了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如何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个案的主角是一位持有大量土地的印度土地官员，他把自家房子的底层作为日常工作的办公室，国家配予其协助行政工作的助手大多数时候在帮他料理家务活。(15)在这一个案中，国家观念所预期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区别几乎完全消失，国家与社会存在清晰边界的国家观念在这个官员的日常实践中被解构。与此类似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都在消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正是观察到了大量与国家观念不一致的国家实践，米歇尔才会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国家与社会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二者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我们对国家的想象中，是一系列国家行为所造成的感觉效应。(16)与此同时，古帕塔同样指出，国家维护其领土的能力正在被各种跨越国家边界的“超级政体”所挑战：这些政体不仅能够调控国家，同时也能管控国家领土内的公民——欧盟便是这类政体的典型代表。(17) 除了预设国家的领土边界与社会边界，国家观念还将国家视为一个结构统一、功能完整的组织，并且有能力实施体现国家意志的公共政策。但很多时候，国家人员的日常实践同样击碎了这种对国家能力与国家形象的想象。印度人类学家夏尔玛(Sharma)观察了一个印度国家项目的执行过程及最终效果。结果发现这个旨在唤醒印度社会低种姓贫困妇女的自身意识、提高其社会地位的项目虽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因地方官员的冷漠态度而处处受阻。夏尔玛进一步分析了项目执行受阻的原因：在印度社会，国家官员的声望、地位及社会资本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慷慨大方，依赖于他能够给予具体项目的执行人与参与人足够多的利益。而该项目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无法保证地方官员的这种诉求，因此地方官员的不配合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夏尔玛同时发现，政府在执行该项目时，对“识字和书写能力赋予了极高的附加值”，要求妇女们在申请项目资助时，必须手填申请表。由于低种姓的妇女大都是文盲，结果造成本应该成为项目支持对象的低种姓贫困妇女反而不能享受项目支持。(18) 夏尔玛对该项目执行工作的观察表明，实践中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其内部也充斥着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国家内部的矛盾会造成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国家意志的分离。 那些“体制外”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也是国家实践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按照国家观念所预期的标准去行动反映了大众对国家的态度。人类学家观察到，普通人的国家实践也同样呈现出极其矛盾和复杂的面向——普通人既可能会按照国家预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保家卫国；也可能会逃避兵役、移民海外、反对国家计划的实施。夏尔玛所描述的妇女扶持计划之所以会失败，就不仅仅因为地方官员的不配合，妇女们的参与度不高也是重要原因。夏尔玛指出，在男尊女卑的印度社会，男人们往往用各种手段阻止妻子参加这一计划；而女人们则因为受制于传统思维以及家庭地位，也很少能够顺利参与项目。 在人类学家看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现代国家观念隐含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标准化模式，而日常生活中的国家实践却表现出国家的多种可能：国家观念从整体、统一的纬度去刻画国家，国家实践则从特定的场域去理解国家，在不同情境中，国家实践既可能强化国家观念，又可能抵触并解构国家观念。因此，国家实践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区分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学家进一步认为，现代国家正是由统一性的国家观念与碎片化的国家实践所组成的“双面国家”：观念层面，国家界定清晰、高度统一，而且具有强大管辖社会的能力；实践层面，国家是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它与社会相互交织，而且时时受到社会文化脉络的形塑(如表1)。从这个意义出发，人类学对国家的定义就不再将国家禁锢在一个缺失了社会文化与普通人的“严谨世界”，也不再将一个观念中的国家描述成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国家，相反，人类学注意到了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关系作为理解当代国家的关键。  三、国家的解释：人类学文化差异框架中的“双面国家” 部分西方政治学家的国家研究将一种理想化的现代国家观念等同于生活世界中的国家真实，将国家能力过度理想化，由此导致了国家中心主义“强国家”形象的现实危机。而在人类学“双面国家”的视角中，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互动关系直接体现出国家能力：当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趋于一致并能够强化后者时，国家更可能呈现出“强国家”的形象；当国家实践日渐分离于国家观念并解构后者时，国家愈有可能以一种“弱国家”形象出现。因此，“双面国家”的互动框架可以描述并有限度地解释政治学范式中的“国家悖论”。之所以称其为“有限度”，是因为人类学的国家研究还必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何种因素塑造了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分离？事实上，很多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的田野工作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情境化”的解释，但总的来看，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强调观念与实践互动的文化背景，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学能为国家研究贡献一种以往经常被政治学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差异的视角”。(19) 人类学在解释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化差异”，其原因恐怕来自于人类学根深蒂固的“文化人”假设：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著名的“原子化个体”(经济人)假设，人类学家从来不认为个体的实践行动仅仅受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支配，与之相反，大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个体实践行动的动机、形式与过程是隐藏在其身后的文化意义系统塑造和过滤之后的产物。 例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将人形容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20)同样一个“眨眼睛”的动作，不同的文化意义体系会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21)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更为直白：即使是被经济学家们奉为圭臬的“经济理性”，到头来也不过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它表现为一种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22)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人类学家们普遍相信“什么样的鞋子匹配什么样的脚”：每一类文化群体的实践行动总是“嵌入”(Embedded)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在这样的人群共同体中，人们的实践行动总是与作为文化意义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念相匹配，并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结成稳定而统一的互动关系。因此，尽管生长于西方社会土壤、以强制权力为后盾的现代国家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制度层面的统识地位，但这种制度统识的地位并不会自动带来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合理性，因为对于那些多样性的文化共同体而言，其身后的文化意义系统依然持续而稳定地塑造出他们的实践行动，而这种实践并不会天然地与现代国家观念这双“新鞋”相契合。 于是，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意义体系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通人”的实践与现代国家观念之间的分离。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人类学家们更偏好在一种跨文化比较的框架内为现代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分离提供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具体而言，当前的人类学者为现代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分离提供了三种可能的文化解释路径：多样性国家观念间的分离、社会变革过程中文化象征体系的重构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国家观念间的抵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