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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观念间的分离 一定地域内人们的国家观念源于该地区的人们基于特定文化意义系统而产生的对国家的想象。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世界范围内多元的文化系统建构了大量差异化的国家观念。因此，第一次登上巴厘岛的荷兰人看见“尼加拉”时的惊讶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当世界近代史的潮流将西方国家观念演变成普世的国家观念，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以此为模版构筑现代国家之时，不同国家观念之间的碰撞就不仅仅能用“惊讶”来形容了。对于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而言，传统文化系统已经构筑了他们对国家的固有想象，并塑造出与这种国家想象相匹配的国家实践。因此，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放弃旧有的国家观念，转而接受一个完全陌生、西方“舶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并要求其按照这一国家观念的预期去进行国家实践，其难度可想而知。 转型期的中国或许能为人类学家提供一个良好的观察样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中国学界和政府基于西方市场主义“有限国家”的观念，提倡“公民社会”的国家实践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国家实践的“公民社会”培育行动与“有限国家”观念在理论预期中是相互匹配的——一个成熟“公民社会”的建构无疑会进一步强化和再生产“有限国家”的观念。换而言之，从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互动维度视之，二者能够生成一种稳定并相互强化的互动结构。但项飙在其研究中却描述了一个“公民社会”培育项目的失败：当作者带领北京大学的社团进入一个在他们看来最具“公民社会”雏形的社区，帮助其建立自治型非政府组织时，却发现地方领导和民众对这一项目不以为然，他们更希望通过名声显赫的北大使自营的生意能够得到国家的保障。(23)项飙在日后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传统历史文化与历次政治运动塑造了中国人“总体性国家”的观念，这一观念与西方不同，“它是高度总体性的，不区分地域意义上的国度、民族共同体、暴力机器以及行政执行机构”，(24)“总体性国家”观念塑造了当地官员与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国家”意味着稳定和有序，“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混乱和失序，而北大与国家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国家实践行动明确指向通过北大进入国家体系，而不是建立自组织与政府对话。项飙在这一个案中清晰呈现了不同国家观念之间的碰撞所引发的实践与观念的分离：对于从小熟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人来说，国家在他们的观念里代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强大力量，要求他们组建“公民社会”与国家制衡，恐怕是一件极为遥远的事情。 (二)社会文化象征体系的重构 社会变革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经济方式或政治体制的变迁，根本意义上，社会变革意味着一种文化象征体系的重构。而且，新生的文化象征体系会直接塑造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实践。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全球化进程等重大社会变革直接催生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象征体系的重构，并对其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塑造。许多研究业已显示，在20世纪50、60年代新生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大量官员腐败、渎职等现象。政治学一般将这些现象视为“国家的功能失调”，而用人类学“双面国家”的分析来看，这些现象体现着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之间的巨大分离；政治学家用国家体制不完善、监管机制缺失等制度要素解释这一现象，人类学家则用变革过程中社会文化象征系统的重构解释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的分离。 古帕塔在其文章中分析了印度国家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古帕塔不认为是制度缺失造成了官员腐败，相反他将腐败的屡禁不绝归结于大众文化包容：从英国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巨大变革重构了印度社会的文化象征体系，在很多印度人眼里，英国遗留下来政治制度和规则象征着耻辱的殖民时代，腐败作为“逃避和欺骗”制度规则的产物，被人民视为向耻辱年代的挑战而获得了社会合理性。由此，在重构的文化象征体系的塑造下，官员们的国家实践极大化地背离了现代国家观念。在古帕塔看来，一方面，20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催生了新的社会文化象征体系，在新生社会文化象征体系的形塑下，人们的国家实践在一面民族主义大旗的包裹下明确反对象征旧时殖民帝国的制度规则，其目的在于“砸碎一个旧世界”；而另一方面，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却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观念的“退却”，相反，新生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依然沿用西方国家观念为模板的制度规则来组织和建设国家。于是，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当人们不再遵循西方国家观念所要求的制度和规则时，国家实践也就随之与国家观念发生冲突并进一步解构后者。因此在人类学的视角中，与其说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行为源于“制度缺失”，不如说这些行为是社会文化重构语境中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摩擦和失调后的产物。 (三)地方性知识的形塑 不同国家观念的碰撞与社会文化象征体系的重构，为变革中国家的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间的分离现象提供了一种文化解释。事实上，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裂痕可能会出现在更为普遍的情境中。在日常实践中，与国家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不定型的客观存在。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动态性与复杂性特征，使任何一种想用统一、完整的框架去概括整体社会的理论努力，都会受到质疑。例如，美国帕森斯主义的社会学家们曾将社会视为由一种控制性的价值观整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但却因为在解释社会变迁与社会冲突方面的苍白无力而一直被其后的学者所诟病；政治学研究同样试图用基于西方国家观念而建构的“公民社会”概念去包容社会，但此概念的代表性却饱受质疑。南亚“底层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就表达了对“公民社会”的强烈质疑，该派学者们在南亚的研究表明，“公民社会”作为“精英的封闭联合，将自己包裹在公民自由与理性法律的高墙内”，(25)底层人民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中难以寻觅踪迹。 社会内部存在大量不同的组织与人群，他们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与利益诉求受到由特定文化价值观构成的“地方性知识”的形塑，呈现出多元性与碎片化的特征，因此难以被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所涵盖。现代国家观念隐含着一种单一的体系规则，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进行实践的标准化模式；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则预示着不同群体会按照自己的规则和标准去进行日常实践。这两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很可能会导致特定群体的国家实践背离国家观念。例如，斯科特就发现，当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挑战时，想要在这一群体中寻找那种按现代国家观念所预期而出现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多半是徒劳无功的”。在“生存道义”观的塑造下，农民群体更有可能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怠工等“弱者的武器”去象征性地对抗权威。(26) 从这个角度去看，日常生活中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方“普世”观念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文化差异。 本文在一个比较研究的框架内，总结并归纳了人类学对“国家知识”的阐释。与西方政治学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相比，人类学的“国家知识”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自身特色。 第一，国家的动态性。政治学将国家视为一种与社会分离的客观实在，并将韦伯式的国家定义作为国家分类和比较的标准。很显然，这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框架；人类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由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构成的“双面国家”，在这样的分析视角中，国家不是一个被设定好的既定事实，相反，国家形态、国家能力与国家结构均依赖于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的互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互动总是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它们可能一致并相互强化，也有可能分离并相互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视角下的国家总是不断变化着的，并且总是与特定的情境相勾连。 第二，国家的“文化相关性”。西方政治学的国家研究意图将国家塑造成一个脱离文化意义之网的社会事实：它或者是一个拥有暴力垄断权的强大组织，又或者是一种由一系列机构和制度组成的科层制机构。人类学则将“文化”带回国家研究，认为国家是一种文化建构：不仅国家观念是特定文化意义体系直接建构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的互动结构也被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塑造。因此，人类学视角下的国家总是“嵌入”于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理解国家，就必须理解国家背后丰富多彩的文化意义体系。 第三，国家的矛盾性。西方政治学以韦伯的定义为标准，将国家进行简单的类型学划分，“强国家”与“弱国家”便是这种归类下的产物。这种划分不仅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且预设了国家是一种均质而统一的共同体。而在人类学看来，这只是一种观念中的国家，日常生活中的国家实践则可以体现出国家的多种可能。统一性的国家观念与碎片化的国家实践构成了矛盾的两面，即使政治学家眼中最为强大和发达的国家，其内部也会出现国家实践偏离国家观念的现象。因此，按照人类学“国家知识”的理解，一味追求强大的国家能力并以之来统摄社会并不能彰显国家的“强大”，相反，充分关注和了解社会中不同群体背后的文化意义体系，进一步调和特定群体的国家实践与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以福柯所言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或中国共产党的立党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才是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真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