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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面国家：人类学对于“国家”的再定义 米歇尔(Mitchell)在总结战后美国政治学国家研究时指出，包括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在内的政治学国家研究，都将韦伯式的国家定义作为其理论的基石。⑦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国家是“在给定的地域中垄断合法性暴力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⑧这一定义构成了西方政治学国家分类与比较的标准：功能齐全、接近这一标准定义的国家是“强国家”；偏离此定义较多的国家是“弱国家”或者干脆被称为“无国家的社会”。正如米格代尔所指出的那样，“国家能力最终由一把量尺测量，量尺的端点就是韦伯理想化的国家”。⑨ 人类学准确地找到了国家中心主义“国家悖论”的本质：当“强国家”的理论假设与全球化时代复杂多样的国家形态相抵牾时，那么这个作为这一范式基石的国家定义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韦伯式的国家定义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天然缺陷：第一，韦伯的定义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中赋予了国家“全能”的假设，即只有国家能够创造规则并通过暴力手段使人们屈从和遵守规则，这一假设简化了国家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丰富多彩的联系，忽略了普通人在国家中的角色；第二，该定义将国家视为一个统一均质的共同体，而忽略了国家内部机构、人员之间复杂多样的互动结构；第三，根据这一标准定义对国家进行“强”与“弱”的功能性比较，割裂了国家背后不同的意义体系，忽略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对国家组织及国家实践的影响和形塑。简言之，人类学家认为韦伯的国家定义既没有正确反映国家组织内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存在“普通人”与“文化”的缺位。 基于对政治学国家定义的反思，人类学家认为真实的国家由两种元素所塑造：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在“国家观念”维度，人类学关注特定的文化意义体系如何形塑人们对于国家的想象；在“国家实践”维度，人类学考察国家机构、国家人员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关注国家在生活世界中如何呈现。对于人类学而言，通过田野工作探究国家观念与国家实践之间“场域化”的互动结构，可能是正确理解当前国家形态的关键。 (一)国家观念 人类学家注意到，政治学的制度分析与“结构—功能”分析之所以难以理解国家，是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一套体系或一系列制度，国家同时还是一种主观的建构，是一种想象。这种对“何谓国家”以及“国家何为”的想象，便是“国家观念”。国家观念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意义系统——一个族群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一种以神话传说为核心的历史记忆，都可以极大地形塑人们对国家的想象。人类学的国家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政治学的分野。斯泰梅茨(Steinmetz)曾深刻指出政治学国家研究的文化缺失：韦伯主义认为文化是国家的产物，但却没有看见国家本身是一系列文化机制的建构，在政治学“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中，文化被理所当然地归于社会，与国家无涉。⑩ 格尔兹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呈现了特定世界观如何塑造大众对国家的想象。巴厘人理想中的国家是格尔兹笔下的“尼加拉”：不追求主权与领土，不关心国家统治，国家表现出对大型文化仪式“展演”的极度痴迷。格尔兹指出，这种与现代国家迥然不同的国家观背后，隐藏着巴厘人对于世界和宇宙的普遍观念，即“典范中心观”(doctrine of the exemplary center)。(11)巴厘人认为现实经验世界是神圣精神世界的延伸，神圣空间是“典范中心”，经验世界则是副本。在这一世界观的映照下，巴厘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用各种层级不一的公共文化仪式展演确定自身在神圣世界的位置。正因为这样的世界观，才会塑造出“政治权力服务于夸示性展演”的“剧场国家”观念。 现代国家观念起源于西方，但是，这种强调主权、领土与人民的国家观念同样是西方特定文化意义系统作用的结果。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强调道德性的伦理观使得城邦成为“道德共同体”，因此“城邦时代的国家与社会是胶着在一起的”(12)；在中世纪基督教强调“神性至上”世界观的形塑下，国家又变成了教会的附庸；只是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强调“神性”的世界观转向了对“人性”的强调，政治逐渐从道德与宗教中分离出来，一个强调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观念才开始出现。这一观念经过马基雅维利、布丹、卢梭等政治哲学家的进一步阐释，至韦伯时日臻完善——这个国家观念就是韦伯对于国家的经典定义。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韦伯式的国家定义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国家，而并非真实生活世界中的国家——政治学家们将一种“应然”的国家观念当成“实然”的国家实践，这可能是政治学国家研究出现悖论的症结所在。 本质上，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与“尼加拉”一样，是一种特定文化意义系统所产出的“地方性知识”，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船坚炮利、殖民主义和经过包装的“话语霸权”，将一种“地方性知识”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知识”，变成了当代约定俗成的国家观念。这种国家观念包含了两种意义上的边界：领土的边界与社会的边界。领土的边界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分野，同时也强化了国家作为其疆域内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观念；社会的边界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预设了国家能够管控社会的观念。无疑，现代国家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强国家”形象：它界定清晰、高度统一，如同一个家长那样以高度集中的方式展示它在明确疆域上的统治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