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乘六马 就目前考古报告所见,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战车八辆,二号坑出土战车十一辆,三号坑出土战车一辆,再加上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辆铜车马,22辆车均为一车四马,(44)可知所谓“乘六马”者,断非当时普遍制度,在当时绝难一见,殆无疑问。 按《史记集解》引蔡邕曰:“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45)《艺文类聚》引应劭曰:“天子法驾,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龙,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车,有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为五时副车。”(46)《续汉书》则云:“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驾六马……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47)有学者据此认为,所谓“驾六马”者既非泛指所有车辆,亦非指一般的宫廷用车,而是专指天子出行所乘之金根车而言,至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是为副车,故驾四,与金根车无涉。(48) 按蔡邕、应劭在东汉末年为近臣显宦,所言固当有据。此外《史记》载袁盎语亦谓“今陛下骋六騑”(49)。按,汉代皇帝之主驾或确有六马之制,然《平准书》却又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50)则汉代皇帝是否有“驾六”之制或尚需进一步讨论。不过此制度所指仅系皇帝盛大出行时所用之主驾,即使存在影响也不大,汉武帝茂陵出土的车马与秦始皇陵相类,亦为一车四马,(51)可为一证。另外,此制与德数显然也是无关的——如东汉既自命火德,数当用七,而亦驾六,可见汉廷并不认为驾数为德数之代表。 事实上,对于“驾六”源自秦始皇用水德的说法,自汉代起就少有相信者,争论颇多。如《续汉书》刘昭注补、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以《古文尚书》《逸礼》、京氏《易》、《春秋公羊传》及许慎说为据,皆认为“驾六马”为先秦遗制,非秦始皇所为。(52) 然以细视之,这些论据尚不够坚实:《古文尚书》之伪自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以来已成主流观点,近年来清华简之发现更使此论成为定谳。至于《逸礼》亦属古文经之列,真伪尚无定论。(53)京氏《易》、《春秋公羊传》及许慎说皆为汉代人之说,以此论先秦史事尚嫌不够有力。 现代考古发现弥补了这一“文献不足征”的问题。就目前考古报告所见,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洛阳市唐宫路战国车马坑、淮阳马鞍冢楚墓、洛阳市王城广场车马坑等墓葬中,均发现有一车六马之陪葬形式。(54)另外,在曾侯乙墓出土遣策中亦发现有记载“驾六”之简策。(55)上述这些墓葬早的到西周晚期,晚的也在战国晚期,足见此制远远早于秦始皇,与所谓水德改制并无关系,(56)秦代若果有“驾六”之金根车,亦不过是承袭前制而来罢了。至于汉代若真有“驾六”之制,亦当是对此制度的承袭,且其制历经奉“土德”的西汉后期与奉“火德”的东汉而不变,足见所谓驾数关乎“德数”的说法毫无影响力可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