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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秦制度多有用六处 上节论述了秦制多有不用“六”的地方，然相较而言，“六”确实是秦代各项制度、行事中较为常见的一个数字，不逊于“五”。五与十合人之指，关乎十进制，以其为制非常合理，但“六”似难以如此解释，是以学者多以秦始皇用水德释之。然查诸典籍，“数以六为纪”实不源自始皇。 张文立先生指出，唐人慧琳《一切经音义》第七卷注文引《风俗通》云：“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78)此记载不见于今本《风俗通义》，当为佚文。按，始皇之前秦国制度已多有与“六”相关处。张先生更进一步指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吴问》已云：“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他认为，这说明春秋末的晋国之制度已有用“六”处。按，此简文虽未必为春秋末年孙武所作，然其成文至少在三家分晋以前当无疑问，否则其中不当有“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79)之语。值得注意的是，采此制度的赵氏与秦之王族同出一祖，文化上颇有共通之处。(80) 根据如上两条论据，张先生判定：“秦统一后的某些‘数以六为纪’是对历史已形成的制度的继承。”按，张先生所言甚是，先秦文献中实多有用“六”处。《尚书》有“十有二州”“十有二山”“十有二牧”(81)之记载。《史记·天官书》亦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82)，并将东周列国分野与二十八宿相对应。其所列分野各国中，晋亡于战国初年，吴更亡于春秋末年，可知此传说至晚在春秋末年已形成。《左传》则提出了“六府”与“六物”的概念： 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 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83) 除此之外，先秦古籍中“数用六”的记载还有很多。《左传》以“六逆”“六顺”总结诸种恶行、善行，又载子元伐郑的车数恰为六百乘，(84)《国语》则提出“六德”的概念，又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载楚王以明王圣人、玉、龟、珠、金、山林薮泽为六宝，载齐桓公“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85)。《逸周书》之《命训解》则提出“六极”“六间”，而将命、祸、福、丑、绋絻(赏)、斧钺(罚)总结为“天道三”“人道三”，将此六者视为王者治民的关键。《官人解》则提出“六征”作为选官用人的方法。《王会解》载成周之会礼仪用品的数量多为十二。(86)《庄子》中则多有“六合”(87)“六极”(88)等语。屈原《远游》则有“周流六漠”(89)之语。 如果说上述这些传闻、言辞或出偶然的话，实际政治制度中的尚六就更难以否认了。如《左传》中所载“郑六卿”“晋六卿”、宋“六卿”乃至周“六军”与诸侯“三军”、晋国之“六正”与“三十帅”(90)，皆为其例。 由上可见，春秋时周与各诸侯国制度多用六，尤其是“六卿”之制，普遍施行于晋、郑、宋各国。《周礼》分周之官制为六官，其书虽成书于战国秦汉间，但根据春秋各国普遍施行的这些制度，则西周或亦确有“六官”亦未可知，唯其细节不当如《周礼》那般整齐而已。而《周礼》中所载大司徒的各项职责亦多用六。(91) 此外，“六艺”“六经”自春秋战国以来向为儒家所尊，汉代《乐》经已亡，本为五经，然犹常以“六经”称之。可见古之儒家尤为尚六。 除传世文献以外，考古发现为这种“尚六”风俗提供了更为久远的渊源。叶舒宪先生在《熊图腾》一书中对这方面的资料汇总甚详：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圈足觥的兽身脊柱和前胸各有12块骨楞；5000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F901大殿前有一字排开的六处青石块，其与宗庙之间还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共十二个；5000余年前的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中，神像数目为六个；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林西石熊造型虽然十分模糊，然其背部却刻着十分清晰的六道脊骨；在赤峰出土的同时期石兽身上亦磨刻着六条宽阴纹。(92) 综上可见，“尚六”观念在先秦业已风行，渊源极早，绝难以秦用水德释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