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6页。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 ③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2页。按，王氏以为，此后秦朝先增六郡，成四十二郡，合六的七倍；复增六郡，成四十八郡，合六的八倍。然王氏所考郡数未成学界定说，是后杨宽、林剑鸣等先生论“数用六”时皆对“四十二郡”“四十八郡”之说略而不采。 ④杨宽：《秦始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9页。此外，杨宽先生《战国史》叙此事亦径谓“事物都用‘六’来计数”，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 ⑤参见林剑鸣《秦史稿》，第297页；林剑鸣：《秦俑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 ⑥杨岗：《秦始皇创水德制度与阴阳五行学说》，《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0年。 ⑦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4期。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张分田：《秦始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4—259页。 ⑧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2页。 ⑨汪荣宝：《法言义疏》，第93页。 ⑩参见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万国鼎《秦汉度量衡亩考》，收录于河南省计量局《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此外，白云翔先生汇总出土汉尺数据，认为西汉和新莽时期尺长一般是23厘米，东汉尺长约为23.3厘米，基本与前述诸先生相合。当然，正如白先生所言，这些数字只是平均值，代表的是主流长度。实际应用中的尺子往往存在误差，个别尺子误差甚至达到1厘米左右。参见白云翔《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11)以上两条见《史记》卷一○《孝文本纪》，第424页。 (12)《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59—360页。 (13)《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60页。 (14)《史记》卷一○《孝文本纪》，第424页。 (15)陈直：《史记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 (16)林剑鸣：《秦史稿》，第296页。 (17)王敏之：《杜阳虎符与错金铜豹》，《文物》1981年第9期。 (18)傅振伦：《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考释》，《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 (19)景明晨等：《咸阳发现汉齐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年第6期。 (20)时瑞宝：《西汉鲁王虎符》，《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21)王长启等：《介绍西安市藏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22)朱捷元：《秦国杜虎符小议》，《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3)王国维：《观堂集林》之《秦阳陵虎符跋》，第560—562页。王氏已注意到阳陵虎符长度不足六寸，他认为“符六寸”是指竹使符而言。然如前所述，《集解》载竹使符长度为五寸，此处若非王氏误读史料，则其所言“竹使符”或即下文所论之过关津的符传，王氏为居延汉简早期研究者，对此或有所见。日本学者栗原朋信虽误信了汉符六寸的记载，但亦据阳陵虎符长度指出秦代虎符长度并非六寸，参见[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64页。 (24)以上虎符信息参见朱翠翠《秦汉符信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 (25)《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97页。以上兵符演变史迹参见张克复《我国古代的军事符契档案——新郪虎符及其它》，《档案》1990年第6期。 (26)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九《竹部》，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21页。 (27)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一·八、一一·二六、六五·七、六五·九、六五·十、二七四·十、二七四·十一诸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8)王玉清：《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29)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30)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初探》，《文物》1983年第7期。 (31)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 (32)陈海：《茂陵陪葬墓车马坑贰号车的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3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34)叶万松：《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35)《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 (36)魏成敏：《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年第10期。 (37)史治民、许海星、胡小龙：《河南三门峡市后川战国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38)杨定爱：《湖北宜城罗岗车马坑》，《文物》1993年第12期。 (39)魏成敏：《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 (40)贾振国：《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41)任相宏、崔大庸：《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崔大庸：《双乳山一号汉墓一号马车的复原与研究》，《考古》1997年第3期。 (42)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43)《史记》卷一○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39页。参见[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第65页。 (44)参见《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王玉清：《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期。 (45)《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12页。 (46)《艺文类聚》卷一一《舟车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236页。 (47)《续汉书·舆服志上》，《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44—3645页。 (48)戴雨林：《论“天子驾六”车制产生的年代》，《洛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9)《史记》卷一○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0页。参见[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第65页。 (5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17页。 (51)陈海：《茂陵陪葬墓车马坑贰号车的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52)《续汉书·舆服志上》，第3645—3646页；[宋]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页。参见戴雨林《论“天子驾六”车制产生的年代》。 (53)金德建先生认为《逸礼·王度记》为淳于髡所作，见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周新芳《“天子驾六”问题考辨》有引述，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4)参见胡小龙《浅谈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唐宫路战国车马坑》，《考古》2007年第12期；《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俞凉亘：《洛阳的“天子驾六”车马坑》，《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以上两节车马坑资料可参见赵海洲《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7年。 (55)参见周新芳《“天子驾六”问题考辨》。 (56)对于这些“一车六马”的发现的意义，史学界尚有争论。戴雨林、杨朝明认为这一发现表明“驾六”确为周天子的车制，参见戴雨林《论“天子驾六”车制产生的年代》、杨朝明《东周王陵“六马之驾”发现的学术史意义》，《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周新芳则认为这些“驾六”的墓葬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贵族以侈靡相高的表现，参见周新芳《“天子驾六”问题考辨》。但无论何说为是，都表明此制之出现与秦始皇因“水德”改制并无干系。 (5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8页。 (58)《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19页。 (59)《晋书》卷一四《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2页。 (60)《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8页。 (61)钱穆：《秦汉史》第3章《西汉之全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页。 (62)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67—70页。 (63)杨朝明等：《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3页。 (64)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5页。 (65)傅亚庶：《孔丛子校释》，第215页。 (66)参见彭卫《秦汉人身高考察》，《文史哲》2015年第6期。 (67)《孙子算经》，清《知不足斋》本，卷上。 (68)钱穆：《秦汉史》，第131页。 (69)丘光明：《中国古代计量史》，第97页。 (70)《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页。 (71)日本学者栗原朋信与镰田重雄都认为秦始皇用水德的记载为后人改窜，不可信从。但美国学者卜德指出，关于秦用水德一事既然在《历书》《封禅书》中亦有记录，将此记载全归因于窜乱似嫌论据不足。谨慎起见，或可采卜德之说，不否认始皇用水德之事。然如拙作《“上黑”渊源考》所论，所谓水德“色上黑”实为对先秦制度的继承。而如前文所论，“数用六”的诸项重要改制亦皆不成立。则此所谓改制之令即使有之，亦不过是以既有制度附会“水德”而已。这种对既有制度重新强调的诏令所在多有，如陈昭容先生即指出所谓“书同文”本是先秦时期的文化理想，而秦在扩张过程中即已将此政策付诸实施，并非秦始皇统一后的新政策。不过，正如陈先生所引马王堆出土文献《篆书阴阳五行》所体现的，直到秦始皇统一前夕，秦国文字尚未被新征服地区的书写者熟练掌握，因而始皇在统一后所下的书同文诏令自有其继续推进文化改革的意义，和上述具文虚说的“改制”尚有不同。参见[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日]镰田重雄：《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章附录二《〈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安子毓：《“上黑”渊源考》，《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 (72)呼林贵：《秦尚水德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7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74)这一点张文立先生亦有论及。参见张文立《秦“数以六为纪”小议》，《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 (75)张文立：《秦“数以六为纪”小议》。 (76)《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6、67—68页。 (77)《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15—117、125—126、154、157—158、165—167、211、242、252页。 (78)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5页。张文立：《秦“数以六为纪”小议》。 (79)以上两条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80)事实上，青川木牍《为田律》云“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胡平生先生根据阜阳汉简“卅步为则”的记载，指出“八则”的长度为二百四十步。正与张文立先生所引银雀山汉简“二百卌步为畛”相合。可见秦、赵制度确实相通。参见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辑。 (8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0、191页。 (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6页。 (8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4、1296—1297页。 (8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2、241页。 (85)《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6、216、242、581页。 (86)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34、758—787、815—817页。 (87)[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9、402、732、826、906页。 (88)《庄子集释》，第252、299、499、510页。 (89)《楚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9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68、1016、1045、1101、1729页。 (91)[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1、746、748、754、756、767页。 (92)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第2章第3节，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 (9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19页。 (94)《国语》，第170页。 (9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28页。 (96)[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第4章《水德说の批判》。[日]镰田重雄：《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1篇《秦郡考》。 (97)郭沫若：《释支干》，收录于《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 (98)[日]远山启：《数学与生活》，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99)《密洛陀》，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4—5页。除此之外，书中以十二为纪的地方还有很多，参见叶舒宪《亥日人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总序第9—10页。 (100)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第59页。 (101)将黄道等分为十二部分，用太阳的位置区分月份，这实际已将阴历历法变为阳历历法，中国之北斗纪月法亦有此效果。受这种将天空分为十二份的习惯影响，几何上对于圆周亦多采取类似的分法，如刘徽割圆术以圆的内接六边形为基础不断倍增，再如分圆周为三百六十度，皆当与此有关。计时法亦受此影响，如中国分一天为十二时辰，西方分一天为二十四时。 (102)[日]镰田重雄：《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89页。 (103)《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84页。 (104)以上两条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70、1641页。 (10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13页。 (106)[日]栗原朋信：《秦漢史の研究》，第79页。 (107)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2—693页。 (10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57页。 (109)《国语》，第98、132页。按，六与五之和恰为十一。将此“天六地五”的思想与秦钱“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相联系，则前文所论秦代制度，尤其是秦钱制度中“以十一为纪”的现象亦不难理解了。 (110)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第59页。 (111)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第2章第3节。叶氏指出，美国旧石器时代艺术史专家马沙克曾提出季节符号说，认为史前初民对大自然外貌的规律性变迁有着高度注意，用刻划符号的方式将这种季节变换的经验记录下来。 (112)参见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113)除“六”之外，“十二”的倍数“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皆是古代数术中极为重要的数字，其渊源当皆与“十二”为“天数”有关。 (114)《仪礼注疏》卷二七《觐礼第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115)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一四《五行第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 (116)以上诸条见《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56、958—959、966—967、969—970、981页。 (117)[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八《系辞上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95页。 (118)《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63、964、983页。 (11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2章第2节《上古巫觋历史的背景与实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0)参考郭沫若《青铜时代》之《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02—303页。 (122)《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58—1259页。 (123)《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88页。 (124)《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2页。 (125)此种情况在秦汉时虽已发端，尚不算特别严重，然日久天长，至后世愈演愈烈。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新版前言第2页。 (126)《宋书》卷一三《律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