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宏愿:种族、族群与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的路径及其启示(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0 民族研究 左宏愿 参加讨论
霍尔认为种族问题具有其复杂性，其中交织着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黑人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的片面理解，强调文化的介入。在霍尔看来，族群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种族主义不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只有特定的和历史上的具体形式的种族主义。对于霍尔来说，阶级这个行动主体的非同质化特征，导致出现了工人阶级中的种族主义，“在一个承受着大致相似的剥削的工人阶级内部，族群和种族的差异可以建构为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对立”。(31)他沿着葛兰西的论述，试图揭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建构过程，即探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媒介、教育体系及其他社会性建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为只有在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种族主义才可以在经济和政治实践层面具有实质性影响。相较于社会经济的问题，霍尔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尽管族群不能简化为阶级，不能从抽象的阶级关系来解释族群关系，但是在霍尔看来，种族和族群意识与阶级意识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关键的是要看他们接合的不同形式。接合(articulation)是霍尔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借鉴得来的关键概念。霍尔极其晦涩地指出：“这种联合(combination)或者接合(articulation)构成的整体经常是，也必然地是一个复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事物的关联既在于他们的差异性，也在于他们的相似性。这要求必须把连接不同部件的机制呈现出来——因为，任何必然的对应关系或者表述上的相同性都不可以被视之为是前定的。这也意味着说——由于这个联合是一个结构(一个接合了的联合)，而不是一个随机的拼凑——从而组分之间将会有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例如，支配和从属关系。”(32)也就是说，接合是指一个不同组分之间不固定的、相对的、往往也是临时的链接，他们的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再次的接合。正是由于“接合”，各个要素才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各个要素或组分之间的关系是差异化的和不固定的，然而其中总有一个组分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 霍尔认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不是线性的，种族主义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偶然形成的。针对当时英国的状况，他认为种族与阶级问题是与当时英国社会不同层次问题相互交织的。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指出：种族内在于黑人劳动阶级在各个层次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被复杂建构的过程中。他们是以黑人劳动力、男性、女性的身份在经济实践中被分配为不同的经济行动者，以及出现在由此导致的阶级斗争中；黑人劳动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在不同的政治呈现(政党、组织、社区行动中心、出版物和社会运动)中被重组，从而成为“政治剧场”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阶级被接合成凸现的意识形态的集体与个人“主体”，以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方面的斗争。(33) 如果说霍尔的研究开创了种族意识形态建构的研究的话，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帝国反击战：70年代英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一书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该书在批判芝加哥学派种族和族群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详细分析了种族主义的复杂建构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种族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34)约翰·索罗莫斯(John Solomos)等人认为，种族问题必须通过考察其在国家机器内部和市民社会不断再生产的复杂方式才能得到理解。种族主义并没有一套统一的、稳定的规律，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关系而不断地变化。(35) 在索罗莫斯等人看来，种族主义与英国当时的国际地位、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功能的转变紧密相连。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社会所有层面上各种矛盾浓缩的时期，这是英国社会的有机危机或霸权关系的危机。(36)在这种危机中，“种族问题”意识形态化为英国社会失序的根源，“最近的20年已经证明，随着黑人人口的增长，暴力和失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由于监控和管理黑人工人阶级的任务变得异常困难，使得“遣返”话语成为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警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反而成为了问题严重化的推动者。“对于黑人来说，警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式”。(37)同时，警察在处理种族冲突中的不当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社会，尤其是国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的，是国家政治中种族观念的具体体现。国家的种族意识形态通过其文化霸权变成了市民社会的常识，从而实现了黑人形象的常识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