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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宏愿:种族、族群与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的路径及其启示(7)


    延续葛兰西的传统,他们认为种族意识形态构建不仅发生在国家、阶级层面,同时也发生在大众层面。种族意识形态的建构仍然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正如安迪·格林(Andy Green)指出的,在社会经济衰退时期,白人大众形成了“黑人夺走了我的工作”、“黑人都是廉价劳动力”等认识,这种观念虽然不当,但由于直接反映了大众的切身体验,从而常识化为大众的观念。(38)同时,他们认为,由于黑人大众感到自己正被监控和教化,因而形成了反文化,黑人大众抵制主流文化形式及其创造他们特有的风格和身份的过程中,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一性,并展现出一种与主流标准模式不同的身份认同。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种族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吉尔罗伊的思想从许多方面都秉承了该中心文化研究,尤其是他的老师霍尔的种族研究传统。他在继承其种族思想地位基础上,又并非如同霍尔那样将种族研究局限于英国黑人种族,而是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研究领域,理论触角从英国的黑人种族延伸到包括美国、英国、非洲及加勒比黑人,以及“黑色大西洋”涉及的所有人群。
    吉尔罗伊在分析和借鉴文化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另外一个不同的论断。他将种族和族群看作是竞争性的和开放的社会建构,种族是族群团结和政治行动的强有力的标识,也是一个围绕政治斗争展开的符号。在葛兰西的背景下,吉尔罗伊将种族和族群等概念看作是能够帮助动员,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策略性标识。虽然他将族群和种族作为群体身份的标识,而且身份认同具有多样性,吉尔罗伊仍然相信,如果这些标识可策略性地用于形成压力团体和社会运动,将带来重要的社会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尔罗伊的研究是对于阶级决定论的反转。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结合围绕身份认同而展开社会运动进行,因为各种各样的边缘化的群体的组织化的社会运动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他研究的重点从阶级分析转变为社会运动——被视为对于阶级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自主性。同时,吉尔罗伊赋予了阶级斗争相对于阶级结构的优先性,主要聚焦于黑人工人种族化建构的过程。用吉尔罗伊的话来说,即“黑人斗争的阶级性特征并不是由于黑人主要是无产阶级这个事实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基于公民权、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或者,是一个作为工薪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建构起来的过程的例证”。(39)可以看出,吉尔罗伊将种族看作是一个社会研究中的关键的分析性范畴,并很大程度上将各种政治和社会关系都看作是围绕着种族的种族化社会过程,行动主体在他那里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围绕各种新身份认同组成的多元主体。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将种族和族群看作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因而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关键问题,其特色主要是在坚持阶级结构以及经济上主导群体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种族主义和族群现象相较于物质基础及生产关系的相对自主性。
    然而,这样的研究遭到了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的强烈批评。(40)迈尔斯认为,社会群体的文化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如果将其与历史的和物质的情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分离开来,只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是一个分析陷阱。(41)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实际上不需要种族这个概念,分析的对象应该是种族主义。诸如种族和族群之类的意识形态概念必须要加以拒绝和摒弃,并需要将这些概念转换为分析性范畴“劳动力迁移”或“移民工人”。对于迈尔斯来说,族群关系和种族不能描述群体关系的现实,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剥削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为了掩藏真实的经济关系,将种族、族群具体化、实在化为自然的、固定不变的人群类别。
    在迈尔斯看来,要摆脱这个陷阱,只有另辟蹊径,聚焦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种族化(racialisation)的建构过程的责任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种族性分化。这只有在分辨和分析一个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并“在这个关系中审视人们被分配到特定位置的方式”才能达到。在他看来,黑人大众不是一个必须与阶级相关的种族,而是其政治抗争的形式可以被理解为是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被种族化了的群体。(42)因此,对于迈尔斯来说,种族和族群的现象不能自我解释,即种族和族群不是解释项目,而应是被解释项,因为这些现象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