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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魁: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2)


    (一)何为国家认同:在国家强制与民众心理之间
    公民对国家之服从与认同,是两者关系的两个不同维度。具体到国家治理,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执行、国家重大问题与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两者表现出差异性及不同的价值与功能。以民族为主体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其民族群体对于主权国家的主观心理支持与认可程度,是在一个刚性的国家服从架构中得以表达与实现的。这种国家服从的架构,既是民族之国家认同产生的前提,又会因各民族在两种认同间的身份转换强化或消解这种服从的效度。并且,这种认同程度与政治认同在总体上趋向于一致,从而形成了国家与国民“强制——心理”二者之间的互动,而注入了少数民族之特殊的价值与文化因子后,在国家强制与民族心理、情感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即“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3](P.35),具体体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机制与国家具体政策这三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国家通过创设并维持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政策、公共教育以及大众传媒,动员和推动内部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将境遇和背景不同的各少数民族共同体成员结合为一个整体,改变其社会认知和理想图景,建构一种有利于他们交往以及形成共同看法和理解的背景,养成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共同信仰”[4]。但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支持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与冲突,这可能表现为唯物与唯心、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与冲突。在中观层面,少数民族对国家当前的执政者、发展战略、施政理念与执政群体的形象等的观感,不会像意识形态层面那样存有明显地冲突与矛盾,国家认同程度的高低是由其自身价值观与具体施政者共同决定,因此,如果国家内的各民族对当前执政者及其发展策略、施政理念等的认可度、认同度较高,那么他们对于国家认同的程度自然就会有所上升。最后,在微观层面,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更受到具体民族区域发展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具体社会治理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影响。这一微观层次无疑是最直接影响国家认同的场域,并构成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在此微观层面得到少数民族的高度认同,那么在具体社会层面将淡化与其民族原有的价值观以及宏观与中观的矛盾冲突。相反,则会激发认同冲突,并形成具体的社会冲突及群际冲突。
    (二)何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框架下的民族自主
    如果说国家作为民族存在的前提条件,包含少数民族对于国家之服从的必然性,那么,这种服从在逻辑上是少数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实体国家与抽象主权国家的服从。因此,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5](P.81)。所以说,这种服从既具有强制性色彩,也有某种自然的成分。
    抽象国家服从之自然性与强制性,与具体国家认同的有限性与条件性,共同造成了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民族认同之独特内涵所决定的。民族认同来自于一种根基性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ties)[6],这是一种少数民族自我族群身份的固守心理。通过强调根、土地、祖国这些自然的比喻,民族认同不仅形成了植根的感觉,排斥感也同时产生,即只属于一棵民族的谱系树,它以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及相互的多元文化冲突为存在条件,同时也会因为这种差异性与多元文化冲突的压力增长而得以强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