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魁: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3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张英魁 参加讨论
民族认同的自然性是一种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内化于民族个体的情感与内心的结果，是一种在民族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人格的具体表现。在较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民族认同的合理性就在于，对每一个民族成员而言，生活的社区、社群及价值观念，深深地扎根于该民族的文化精神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潜意识与无意识的惯性民族心理，进而成为强大的民族行动的内在驱动力。日益受到群际关系、外在社会多种力量冲击的少数民族社群，更为突出的表现是民族自我身份的自省与民族生存所遭受挑战后的生存危机。这种族群的内在动力使民族认同又呈现出一种理性选择，即从自然如此到必须如此的民族认同过程，“民族认同——尤其是在与某种种族团结感相重合的情况下——提供了某种用于认同和政治安全以实现稳定的精神支柱”[7](P.136)。当然，在现实的少数民族认同情境中，有些少数民族因其社会世俗化程度高而被当代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政经发展消解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所以说，民族认同的程度在当代多变的族群关系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与其自身民族心理结构、信仰系统以及其所处的地域存在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世俗的影响力对于少数民族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需要对民族内在特质与外在情境做以系统具体的分析，方能较为清晰地把握。 (三)传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反思：国家推动社会发展与民族自主性之间的张力 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基本立足于历史上的民族解放与国家建构的同一性，而今天更多是诉求于历史传统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核心策略。国家“依靠回应公民的权益诉求、提供公民身份保障来换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8]，使得“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形象在国民心目中清晰起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和强化”[9](P.16)。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就陆续获得了制度上的重构以及政治权利的保障，“由压迫到解放”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此时民族政治身份与经济权利得以落实的重要制度体系。所以说，在这一时期提高每一个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地位，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权利，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主导方式。通过在政治与法律上保障人民的政治地位与政治身份，使人民得以政治解放，并改善其生存的现实经济条件，是此时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改革开放开启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了推动经济发展与提升生活水平的策略，同时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包括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特殊的人口生育、教育资源配置等都比汉族有更大的优惠政策。除了国家政策的优惠之外，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NGO、NPO等组织以公益性活动的方式加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建设当中，起到了扶助特殊群体、解决特殊社会问题的作用。 时至今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以增强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仍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下，国家认同建构的主导策略，可以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认同建构模式。各民族社会经济条件与建设水平的提升，以及现代技术的运用、网络化的普及等，使得“发展”这一核心策略呈现出分化取向：除了提升国家政策的认同感与依赖性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不容忽视的趋势，那就是民族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的主体意识与自我身份认同不断增强[10]——有些少数民族原来并未有理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而在发展中逐渐生成，从而在发展的政治、经济力量与民族主体二者之间产生张力与冲突——对塑造国家认同的策略产生了消解作用。可见，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建构呈现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如欲化解这二者内在的张力，首先必须对两种认同的内在逻辑加以审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