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宣扬主义于研究”
    吕芳上观察到，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学生运动就不再是完全自发的现象，而常常掺杂了政党的参与与争夺。（注：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第246页以降。胡国台著《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也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学生的关系，有详尽的讨论。）早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后又当过北京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元老朱家骅，就曾提出过“谁有学生，谁有将来”的口号。（注：朱家骅：《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357页。）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大学的著作中，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她的观察是，国民党在大学中开展“党化”教育和管理，成效并不太大，反而引起大学的“异化”。（注：叶文心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呈现一种“异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都有脱节。见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要想掌握学生，自然有许多方法，但通过教授来施加影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朱家骅本人就深谙此道），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学潮中教授的态度与行为及其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便值得重视。
    国民党政府对于“党化”大学，以显示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抗战爆发以后，虽然国难深重，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希图恢复和重建大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注：参见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对国民党政府那时的教育政策亦多有称赞。）基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国民政府内部吸收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在抗战前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更是笼络了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参政，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王世杰等。（注：有关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可见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160-188.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自由派人士的主要代表胡适，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也同意出任驻美大使。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隆基、张奚若等人，虽然没有直接担任公职，但也加入了国民参政会等政府外围机构，为抗战出力。
    国民党亲近、依赖知识分子的传统，又受到政治斗争的左右，因而在各个时期，其亲近的对象各有不同。如所周知，在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早期，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学者，是其中坚力量。著名学者章太炎及其弟子，都参与其事，虽然以后产生过一些龃龉，但不管怎样，“留日派”学者曾是国民党在知识界主要的依赖对象。1920年代前后，以北大为首的中国知识界，逐渐为留学欧美的学者所左右，因此国民党也开始注意吸收有欧美背景的人士。国民党元老、曾留学德国的蔡元培自不必说，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曾任北大教授的朱家骅，也很快成为国民党与知识界联络的主要桥梁。北伐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欧美派”学者蔡元培、朱家骅等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留日派”的学者已基本不见踪影。蒋介石有意向德国靠拢之时，朱家骅、罗家伦、傅斯年等留学德国的学者，也就更获青睐。（注：有关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可见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朱、罗两人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先后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而傅虽然置身政界之外，一心壮大他在1927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其政治影响力，无人敢轻易小觑，直到傅1950年逝世，都是如此。（注：有关朱家骅的政治生涯，可参见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有关罗家伦的生平，可参见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pp.130-148.关于傅斯年的生平，王汎森（ Fan-sen Wang） 所著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叙述最详。）
    由于国民党内有蔡元培、朱家骅等这些学者出身的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学界的动向十分重视。抗战时期，朱家骅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并任职教育部的时候，就很重视沦陷区和其他地区知识分子的动向。在上海沦陷以前，曾任教北大、北高师，并曾翻译鲁滨逊（ James H.Robinson） 《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的史家何炳松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朱家骅曾与何秘密通信。1939年8月14日朱家骅致电何炳松，称赞何“风雨孤舟，弦诵不辍”，并有“沪上环境恶劣，有加靡已，文教界之团结，务请特别注意”的字句。他的想法和做法是，对那些滞留上海的知识界人士，施以经济奥援，使他们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不致为日寇所拉拢而降敌。（注：见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下同），全宗号301，宗号309，册号2。）而对于其他人士，如满洲“王室”成员溥侗，朱家骅则要何炳松以旧交之谊，对溥“晓以春秋大义”，劝溥侗不要出任伪职。（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72，册号8。）用朱家骅的话来说，就是“国内多留一忠贤之士，即多一分正气”。（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
    何炳松当时已是国民党员，无论是为了民族利益，还是出于党员义务，他都对朱家骅的意见持赞成态度。他所提出的建议主要是，通过编辑《中国学报》，吸引滞留上海的学者投稿，如此既可联络感情，又可通过发放稿费帮助他们的生活。此外，他又向朱家骅提出，这些学者由于家庭拖累等因素滞留上海，未能撤退到西南地区，而暨南大学因经费支绌，不能将他们全部延揽到校教书，因此便想了一个便通的办法。他希望得到经费援助，举办学术讲座，让这些学者在上海演讲并从事学术工作，以此来获取报酬，每人每月300元。何炳松提到：“日来自动附伪之人，均属重要同志，舆论格为愤慨。如能对一般学行俱优，安贫乐道之书生，酌予优礼，似亦一值得考虑之办法。”何的建议为朱家骅所采纳。朱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推荐时说：举办特殊学术讲座的做法，“既可网罗英彦，并足振作士气，且经费有限，轻而易举。流风所被，将使才人慕义，不为敌伪利诱矣”。最后，由何炳松提出18人名单，包括王统照、蒋维乔、左任侠、冯承钧、钱思亮等，并有女学者俞庆棠、程崇道二人。（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通信时间为1939年和1940年。何炳松化名为“何如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