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联大的风气还是以民主、自由为特点，不但校方如此，而且师生也共同扶植。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的一些指令，联大常委梅贻琦等人并不照搬执行，教授对之也十分支持。而云南的执政者龙云，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因此昆明的政治气氛在总体上来说，要比其他地方松动得多。于是，联大得到了“民主堡垒”的美誉。（注：参见Israel, Lianda, pp.98-102.）朱家骅吸收教授入党，通过他们来实行“党化”，采取的是迂回政策。但上面已经提到，即使如他的忠实弟子姚从吾，还是有不少犹豫之处，多次提出辞职，以求回归学术的道路。1942年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国民党希图独霸天下，也就愈发困难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联大教授中有一半以上曾在美国受过教育，他们对美国希望国民党改革的做法，很表赞同，并受到鼓舞。因此，他们对国民党的控制，不时发出不满、批评之声，其中留美学者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等人的声音，格外响亮。（注：参见闻黎明：《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
    由此言之，如果说学生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职业”，也即吕芳上所谓的“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转变，那么教授与学运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一番转折，即从“同情的旁观者”，转到“热情的鼓动者”或“急切的防范者”。换句话说，在学生运动变得有组织以前，教授的立场一般都是“同情的旁观者”。但自1940年代初开始，教授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一些人成为“热情的鼓动者”，而另一些人则成为“急切的劝阻者”。后者之所以称为“急切的劝阻者”，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学潮开始以后，才想努力阻止扩大，而是希望未雨绸缪，在学潮发生以前就能阻止其发生。更重要的变化是，一般教授对学潮的态度，开始从“同情的旁观者”，转到了“同情的支持者”。这一转变尤其重要，下面还要加以详述。总之，教授对学潮的态度，与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五四运动的主要角色都由学生担任，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当然，“五四”同时又是一场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老师的影响，不可低估。但这些影响，与五四游行的发生，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注：经历过“五四”、但没有直接参与的清华学生梁实秋回忆道：“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但梁实秋承认，当时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因此很少学生能置身于外。参见氏著：《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6页。这一“同时性”，显然也是为什么陈独秀、胡适等人后来被奉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道理。其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其宗旨是革新传统，吸收外来的学问，而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则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因此，学生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文化，抱有一种两重的心理。这一点值得注意，而且也可用来区别教授与学生之间不同的政治态度。）蔡、陈和胡等人，都没有参与示威游行，而且在事后还一再劝阻学生，不要放弃学业，不要太多介入政治。情急之下，蔡元培还曾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以求学生能回归校园。就立场而言，他们自然是同情学生的，但这种同情，与其说是赞成学生的主张，毋宁说是出于师生之间的情谊，唯恐学生会受欺侮。
    如果说在抗战以前，教授尚没有成为学生的“同路人”，则是与他们享受着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不无关系。战前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国府委员只差200元，却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100至200元不等”。（注：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1页。有关抗战前后教授的收入对照，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263页。）1930年代初，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由于生活优裕，名士派头十足，还曾成为学潮反对的对象。当时学生有一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显然学生对他享受优厚待遇、上课时又拿腔拿调的做法，有所不满。（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99页。青岛大学学生还贴出标语，要“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可是这种优厚待遇，到了战争期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战时的昆明，其“物价高踞全国之首”，（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3页。）而“战前月支350元的教授，此时实得数只等于战前的15.5元”。（注：熊朝隽：《闻一多在昆明纪实》，余嘉华、熊朝隽主编：《闻一多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8页。）1943年5月，西南联大国民党籍的教授陈雪屏、王信忠、姚从吾，致信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就上月份所得薪津计，教授至多可领得二千四百元，助教一千一二百元。学生贷金由校核发二百八十元，其实最低限度可略有营养之伙食，当在三百元以上。教部仅批准二百零八元，经校方一再陈请，则较其他各地增十元，共为二百一十八元。因恐学生激动，部令尚不敢发表。（教授）有家眷者，购米一石，薪金已去五分之三上矣……倘仅以一家四口而论，吃米房租两项所需，便已占去全数，其余用度，均无着落。”（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
    如此可怜的收入，使教授的生活与战前相比，成天壤之别。教授的待遇已经不及小学教员，因此再也无法维持战前那种清高的生活态度。（注：参见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1页。）吴晗曾回忆说：
    大概是1943年，或者是1944年，正确的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以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会从楼上掉在饭碗里……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强迫学会了劳动，从扫地到炒菜。最难的是生炉子，扇红木炭，经过几次失败，也学会了。说实在话，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倒不是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不愿意的实在心理，第一是挤去了休息的时间，第二是挤去了工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体力工作无兴趣，甚至厌恶。（注：吴晗：《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20-21页。）
    吴晗在这里虽然说他不怕丢身份，但明显流露出对被迫做这些“劳力者”所干的活，是极不情愿的。联大教授想出了一些补救办法，让教授自定“润格”标准，以保证在从事“劳心者”的工作时，能维持一定的收入。他们还帮助闻一多开展刻印“手工业”。（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闻一多正式挂牌治印，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冯友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等出面介绍。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5-206页。）吴晗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在报刊上写作各种杂文，而不再从事严肃的史料考证了。同时，他也答应写作通俗作品《明太祖传》，并对傅斯年说：“写八万字，稿费一万元，题目很喜欢，钱尤其需要”；又说：“作此文之唯一目的为吃饭……至学术上之意义，则固谈不到也”。（注：《吴晗1942、1943年给傅斯年的信》，傅斯年档案，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藏，文件号Ⅲ：1330和Ⅲ：1334。）不过，这些都无法真正、全面改善教授的日常生活。1943年，联大教授中有人甚至提出要“全体绝食或辞职”。（注：《陈雪屏、姚从吾等人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为了帮助解决教授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也多方设法为教授提供“赚外快”的机会，如《当代评论》等刊物的发行，便是例子。而一旦教授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开始在报刊上卖文，其写作内容便无法控制。以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些“卖文”的教授，也将其矛头指向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