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从吾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在联大教授中发展了几名党员，如贺麟、罗常培、雷海宗、华罗庚等。这些人的入党，多由姚从吾推荐，朱家骅亲自出面邀请，在本人同意以后，立即填写申请表，马上履行入党手续，可谓简便迅速。譬如，对于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姚的推荐是：“莘田兄为先生旧好，史语所同事，又为生等同时毕业北大之老友。数年来主持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北大文科研究所，出版《国文》半月刊等，极为青年学子、青年助教所爱戴。且英俊豪迈，学有专长，收为党用，为益甚大”，可以“助长联大区党部及吾党之声势”。而对史学系主任雷海宗，姚评价道：“联大文学院史学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字伯伦），（原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为生与雪屏、信忠（王信忠，史学系教授，联大国民党党部成员--引者注）兄之至友，年来热心党务，长于文史，参加《当代评论》编辑委员会，参加属部总理诞辰纪念会，学术讲演会，名德硕望，影响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生等久欲邀其入党，共策进行。今已蒙默许，欢情无任。”而对于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姚从吾看来并不十分熟悉，因此与王信忠一起推荐，称华罗庚“原为吾党老同志，近闻上书总裁，条陈青年问题，（闻之于兆民兄），颇蒙奖许”。因此也要求朱出面“邀其登记”。（注：《姚从吾1942年和1943年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最后一信中提到华罗庚为“吾党老同志”，指华原是国民党员，以后因故脱党，此次再度入党；“兆民兄”，即康泽。）姚从吾的这些评语，因为是推荐性质，自然非常正面，而且正值抗战时期，对于那些教授来说，加入执政的国民党也表示自己与国家共渡艰难的决心。以后成为国民党“对头”的闻一多，在贺、雷、罗、华等人加入国民党一年后的1943年，也曾考虑过加入国民党，不过在商洽于朱自清时，为后者所劝阻。（注：参见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70页。）
    那么，开展学术活动，吸收有声望的教授入党，能否帮助提高国民党的威信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些动作的成效，又与学校之外的变化息息相关。这里的问题是，当时昆明的物价经常成倍上扬，而教授的薪水虽然也上调，但还是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生活艰难。这一情形，到了1943年以后更加明显。姚从吾、陈雪屏和王信忠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提道：“生等目击同人家属，平日购求柴米之不易，衣服之破敝，房主之威迫，子女多病无食，月假向亲友通融，等待焦急之情形，叹息愁痛之余，继以泣下，已不知若干次矣”！他们一方面举办学术活动，对参与的教授施以经济援助；同时，也提出要政府对教授的薪水依物价指数相应发给；对教授的住房免费提供；对生病的教授及其家属给予免费医疗等建议，但这些建议由于战时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很快被采纳和实施。与教授相比，学生的生活更是艰难。1943年，孔祥熙飞抵昆明，给那里的穷困学生提供了30万元的临时补助。可是，由于人数太多，每个学生仅分到100元，只能买“半条手巾，或十个馒头而已”，因此有些学生甚至表示拒绝接受。
    既然无法对所有师生予以经济帮助，国民党只能通过其组织，对一些参与党务活动的教授给予各种帮助，而对那些不愿过分接近国民党的教授，则任其自谋生路了。如此做法导致了联大教授的分化，不少没有得到好处的教授，必然感到不平，不满情绪也随之膨胀。朱家骅通过姚从吾在联大和其他校园开展党务，本意是为团结多数教授，但最后的结果，则似乎适得其反，以至1947年中央大学教授会的宣言明确要求“各党派及青年团训练费用，不得由国家文化教育项内开支”，因为“历年青年团的夏令营和党务训练，动辄须耗费数十百亿或数百亿的巨额”。换言之，开展党务和团务工作，用的是国家教育经费，而获利者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自然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3。）
    二走出学术的象牙塔
    如上所见，姚从吾、陈雪屏等人在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团务工作的成败，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迁很有关联。蒋介石自接掌国民党以来，其反共立场无可怀疑。但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之政策亦有牵制。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反共围剿，在民意上受损。张学良受学生感召，发动西安事变，便是一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但由于统一战线的形成，却有全体人民同仇敌忾之势。北京的大学撤退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虽然遭遇不少物质上的困难，但学业生活恢复甚快，学术独立的气氛也得以延续。（注：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John Israel, Lianda；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不过，这些现象仍然流于表面。其实，国民党并没有对大学听之任之，而是希望继续有所控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继续战前管理教育的一套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因此，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尽管在党内与陈立夫不属一派，但却执行大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掌握学生。姚从吾等人受命于朱家骅，在联大组织建立三青团直属分团，鲜明反映了这种意图。
    通过开展党务、团务控制和影响学生，其目的是继续反共的事业。此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但在校园内，而且在战场上都有表现。（注：见Kuo-tai Hu, "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June 1989, pp.300-323.）1941年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显例。国民党的强势在联大的校园也有所展现，一时间墙报等发表不同意见的所在，都空空如也。联大学生称之为“雾的时代”的来临，或谓皖南事变之后的“白色恐怖”时代。这一形势，对姚从吾等人在联大开展党、团务十分有利。三青团直属分团建立以后，长期控制学生自治会。而姚从吾等人用党务经费开展的学术活动，在政治沉闷的空气下，也聊胜于无，受到学生的欢迎。（注：王康在其《闻一多颂》中，附有《忆昆明》一节，可参考。王为进步学生，对学术讲演活动也多有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