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也的确传出一些丑闻，让教授们失望。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据说在撤退时，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用飞机将狼狗运回重庆。又有谣言说，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政府要员因此而无法登机，以至吴稚晖全家被困自杀，其他人被俘。更有消息说，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也被困香港，生命危险，另一知名学者陶希圣，则已被日寇“剥皮”等等，因此舆论大哗。其实，根据John Israel的考证、调查，这一“孔祥熙飞机运狼狗”事件，很可能是子虚乌有。（注：Israel, Lianda, pp.298-302.）但联大学生对此反应强烈。他们成立了“讨孔运动委员会”，其口号有“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只狗”、“孔贼不死、贪污不止”等。领导三青团的陈雪屏、姚从吾等人，费尽心机，拿出各种办法，希望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包括禁止三青团团员参与游行等，但还是有一千余人在饭厅集合，“一哄而出”。后来军方的宋希濂、军统的康泽和联大的校方，都为此事奔忙，才没有酿成学生罢课的局面。对于苦心经营三青团、并用三青团掌握学生会的姚从吾来说，此事对他打击很大，曾怀疑是否后面有人操纵，并责怪昆明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赵澍没有处理学生运动的经验，“言过其实，判断错误”。（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2年1月21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王康在对“倒孔事件”的回忆中，也提供了与姚从吾大致相同的版本，认为是学生一时兴起，临时做出上街示威的举动。见氏著：《闻一多颂》，第78-80页。）可见，虽然联大成立了三青团等组织，但一遇突发事件，还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阻止学潮的出现。抗战胜利以后，由于经济的恶化、内战的爆发，这种情形更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与学生显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默契。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闻一多在清华的老同学、一同留美的罗隆基，都向联大师生报道了孔祥熙用飞机运狗的事情，虽然罗隆基此时已经被国民党政府解聘，不再担任联大的教授。（注：此处主要依据赵澍于1942年1、2月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汇报信。赵怀疑中共的参与，但又称罗隆基等人“则趁火搧扇而已”。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5，册号3。有关国民党政府解聘罗隆基的经过，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74页。该书还写道，罗隆基虽然被解职，而且在1944年国民政府还要将其逐出云南，但由于龙云的保护，并没有离开昆明。）换言之，教授们有心同政府共患难，但目睹政府要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再对比自己每况愈下的生活，便会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权的政府。吴晗回忆，1942年以后，“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注：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7页。）
    闻一多的转变，也十分典型。据说在抗战初期，他曾说道：“我们过去享的福也太多了，现在吃点苦也是应该的。这是战争中必然的情形。”（注：引自勉之：《闻一多》，北京：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53页。）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的清华同学潘光旦、罗隆基的影响，以及与吴晗的交往，使得闻一多逐步改变了想法。闻一多与吴晗，那时经济上都十分困窘。闻一多一家八口，负担沉重。吴晗虽然没有子女，但妻子袁震因肺病而卧床不起，生活同样艰苦。他们两人成为好友、“难友”，并一同站出来批评政府，并非偶然。最近何炳棣先生指出，闻一多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并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样艰苦。他用所谓的“手工业”--篆刻治印，来添补家用，又通过何炳棣的介绍，在一所中学兼课，生活还过得去。（注：何炳棣1945年到美国求学时，向闻一多告别，闻在家里为何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包括全只老母鸡和火腿汤。何指出：“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参见氏著：《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4年，第186页。有关何炳棣为闻一多介绍兼课的事，又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7页。不过，闻家为何炳棣饯行而备丰盛晚餐，特别是何不久前还为闻找了兼课的工作，合情合理。但是否此事就足以说明闻家生活尚可，则可另当别论。）但闻一多的兼课（在何炳棣的描述里，似乎收入颇丰），不久就停止了。（注：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兼课，从1944年3月开始，至1945年2月止。参见熊朝隽：《闻一多在昆明纪实》，余嘉华、熊朝隽主编：《闻一多研究文集》，第363-364、374页。）也许当时何先生已经出国，并不知晓内情。闻一多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注：《闻一多1946年2月22日给闻家搧的信》，见《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218-219页。）可见，生活上的压力是一方面，但社会上发生的“可耻”现象，也是促使闻一多批评政府的原因之一。
    那些“可耻”的现象，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切切相关。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些消息传至昆明，人心惶惶。而联大学生，对于国民党军队失利的情形，更有深入的了解，一些高年级学生充当美军翻译，了解了一手情况。（注：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充当美军译员的情况有详细描述，见该书第139-179页。）他们看到，国民党军的失利，实力自然是一个问题，但尚有其他原因。姚从吾报告道：“迩日豫中战争失利；美报批评时闻。四年级被调担任译员者，对于待遇之纷歧，军长师长之剥削士兵；士兵饿死，病死无人过问；通信报告，啧有烦言。辗转传述，群表不满。人心浮动，此亦一因。”（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之后，由于国民党军在湘桂大溃败，受伤士兵横卧昆明街头，更是惨不忍睹。闻一多天天见到这些伤兵，对他触动很大，因此决心开始有所行动。（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第284-285页；Israel, Lianda, pp.336-337.）而美国政府又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也为了争取民心的支持，国民党开始了宪政改革的讨论。于是，各种要求民主改革的声音，日益强烈。加上昆明本来就因为龙云独霸一方，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民主自由的空气，更加浓厚；对政府的批评，也格外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