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在做最后决定以前，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见，并采纳了其主要部分。（注：傅斯年虽然支持何炳松的建议，但表示应该谨慎从事，鼓励那些学者在适当的时候尽快撤退到四川。更有趣的是，他不主张援助女学者。这一建议颇费猜测。但朱家骅和何炳松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还是资助了女学者。傅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的确，朱家骅在处理与学界的关系上，十分仰赖傅斯年，许多事情都要傅斯年提供意见。（注：例如，1939年，曾任教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张歆海（1898-1972，哈佛大学博士，白壁德弟子）有心去牛津大学教授汉学，要朱家骅写一推荐信，朱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见，但由于傅不赞成，朱婉拒了张的要求。见朱家骅档案，宗号435，册号2。有关朱家骅、傅斯年的友情，可参见傅斯年1950年去世时朱写的悼文《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该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270，册号4。杨仲揆的《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中，对朱家骅如何信任傅斯年，也有交代，见该书第216-218页。）这说明，欧美派学者朱家骅等人在国民党内位居要津，他们在吸收、联络学界人士时，自然也气味相通，首先把眼光投向那些与自己一样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士。傅斯年与朱家骅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都是北大出身，虽然朱是老师，但傅只比他年轻两岁，因此傅与朱，如同他与胡适的关系一样，在亦师亦友之间。而且，朱与傅都留学德国。虽然傅没有获得学位，但他1926年底回国时，在广州主持中山大学的朱家骅，立即聘他为文学院院长，从此两人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
    抗战期间，傅斯年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至云南，然后到四川，而北京、天津的大学，则到了云南以后没有再动，因此朱家骅要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争取师生，就必须另找他人。于是，同是北大出身、亦留学德国的史家姚从吾，就成了朱的主要依赖对象。姚是河南人，虽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为北大同学，但远不如他们活跃。姚治学甚笃，孜孜不倦，大学毕业后曾受到陈垣的赏识，以后留学德国，又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大维、陈寅恪等人在柏林一同求学，多有来往。姚从吾在德国一共呆了11年，1934年回国，以蒙古史为其专攻。姚在德国没有获得学位，但教过中文，也做过实习和考察工作，有历史研究、教学的实际经验。姚回国以后，成为北大历史学教授，并一度出任史学系主任。1934年到1949年之间，姚发表的蒙古史研究作品不多，但其讲授的“史学方法论”课程，却是历史系学生的必修。姚在讲课时，推崇德国的兰克学派，以伯恩汉（ Ernst Bernheim） 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为主要依据，直到台湾大学时期，仍然如此，因此姚从吾可称得上是德国兰克学派在中国的主要推广者。（注：姚从吾学术论著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7卷本，由台北正中书局于1971-1982年出版。有关姚从吾的学术生涯，参见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pp.89-100, 183-189；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3-636页。另见姚从吾先生治丧委员会编：《姚从吾先生哀思录》，台北，1971年。）
    就姚从吾与朱家骅的关系而言，可以与傅斯年相类；姚与朱家骅同岁，但他对朱执礼甚恭，一直以学生自居。姚对小他两岁的同学傅斯年也很崇拜，恭敬有加。可见傅斯年在早年的北大同学中，的确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开始不久，姚从吾以一个史家的责任感，提出《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史料搜集计划书》，也应邀加入傅斯年等人筹划的《东北史纲》撰写工作。因此当朱家骅邀他出面，在联大组织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工作的时候，姚有“生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已十有余年”，而“自去年参加史料征集会工作以来，实无暇再任他职”等语。但他面对朱家骅这位师长，又不敢不从，虽然推托，还是担任了三青团西南联大第十分团部筹备主任，并且颇为积极地展开工作。（注：《姚从吾1939年期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以后姚从吾在三青团团务的工作上，愈陷愈深，成为联大教授中国民党党务活动的中坚。因此，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姚从吾与他的同事闻一多、吴晗等人的立场相对。如果说闻、吴是学潮的“热情的鼓动者”，那么姚从吾和心理系教授陈雪屏，则是“急切的劝阻者”。换言之，由于朱家骅的关系，姚从吾从一个“纯粹的”学者，逐渐成了联大教授中国民党的代表。（注：姚从吾的这一形象为联大学生所熟知。如在王康的《闻一多传》，姚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见该书第296页等处。联大毕业生、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也向笔者证实了这一点，特致谢忱。姚从吾逝世的时候，有人称他为“纯粹的学者”，如果对照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活动，可知不确。参见赵铁寒的回忆，收入《姚从吾先生哀思录》，第134-136页。）
    其实，联大国民党籍教授还有许多。譬如朱家骅在与联大的常委蒋梦麟商量开展党务工作时，一度考虑让国民党老党员钱端升主持。（注：《蒋梦麟与朱家骅的通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但也许钱的思想已经开始左倾，或许对此没有太大热情，因此朱以后依赖姚从吾、陈雪屏更多。而联大的另一位领导、国民党员冯友兰，似乎也没有像姚从吾、陈雪屏办事那么认真。冯有信给朱家骅，其中写道：“十一月十三日来示敬悉，种切关于学校党务执事，历次演辞及书函，均经拜读，高瞻远瞩，极深钦佩。承嘱集合同志协力共筹，谨容随诸同志之后，尽其绵薄，以期有裨大业于万一。”该信写于1941年12月22日。（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如果冯在11月13日就收到朱的来信，那么他何以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才回信呢？而且信中的语气也显然有些敷衍。以后西南联大成立区党部，钱端升、陈雪屏名列六位执委之中，姚从吾是执委兼书记，而冯友兰则不在名单之上。（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4，册号15。）显然，朱家骅更能指挥他的北大学生、同样留学德国的姚从吾。的确，姚在联大不但拓展三青团的团务，也积极在教授中物色发展党员。但据他观察，“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具体而言，“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姚的这一段话，表明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同时，所谓“别有怀抱之人”，显然指的是那些左倾人士，可见当时的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其实，即使在国民党籍的教授中，有意认真贯彻国民党政策的人也不太多。联大的领导人物和有声望的教授，如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周炳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影响，并不支持国民党的“党化”政策。（注：梅贻琦曾表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见《梅贻琦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7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姚从吾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联大国民党区党部选举执委，其实周炳琳与他票数相同，但周坚决推让，因此姚才任职书记。（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周炳琳是五四学生领袖，又是蔡元培亲自送往美国留学的所谓“五大臣”之一，回国后长期任法学院教授，在同辈中颇有威望，如果想当书记，自然不成问题。
    为了帮助朱家骅在联大拓展国民党的影响，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姚写道：“青年团若欲成功，应以吸收纯洁好学之英（优？）秀分子为主旨。故选收基本同志，实宜以勤学能文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党，则一切成功可期矣。”这一做法显然正合朱家骅之意，朱一向认为国民党的未来，在于是否能掌握青年。在姚从吾、陈雪屏的努力下，联大在1939年12月12日成立了三青团第十直属分团，有团员百余人。他们又准备在新生中发展团员，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并控制了联大的学生自治会。（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据王康回忆，联大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长期掌握，很久没有改选，直到1944年才为左翼学生所控制。见氏著：《闻一多颂》，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8、94页。有关联大三青团的人数及其活动，又见Israel, Lianda, pp.262-266.）
    虽然相比而言，姚从吾对朱家骅要他做的事，比其他人要热心得多，但三青团联大直属分团成立以后，姚就想方设法试图摆脱这一工作，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在向朱家骅汇报三青团直属分团成立的信中，他提出辞呈：“生今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又任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组中日战争史料会之总编辑，质本几庸，性喜静处，青年团事务，实无法再行兼顾。”朱家骅没有准许。姚又提出，既然三青团已经成立，就没有必要再设筹备处主任。（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他还推荐了三青团的干部，认为应该让他们独当其事：“裴（笑衡）同志，英年干练，熟习此间各方情形，为不可多得之俊才，此后西南联大团务，即拟推荐彼继续用书记名义，向前推进，生可不再负主任之名，而可专心搜辑史料工作报告尊师矣。”（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同时，他几次找借口，不愿到重庆面见朱家骅，接受更多的任务。这些做法，说明姚从吾的确想脱离三青团的团务工作，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