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党务、团务工作的开展，就变得日益困难。原来姚从吾等人的想法是，“寓宣扬主义于研究”，也即提倡学术研究是手段，而宣扬主义是实质。可是到了1944年，国民党在联大的影响每况愈下。昆明学术界就宪政问题，由李公朴带头成立了“宪政问题研究会”。姚对之的描述是：“盖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国民党区党部“为先发制人计，乃决议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同志用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主讲人六人为党员，四人为非党员）。以资倡导”。但成效如何呢？姚从吾写道：“就讲演会本身言，则成绩甚著。惟讲演宪政问题，容易涉及时政（如政府不平抑物价，不惩治奸商之类）。”这也即是说，钱端升、周炳琳等人（包括张奚若、潘光旦等当时批评国民党十分积极的人士）的演讲，也同样批评了政府，只不过姚从吾不便明说罢了。于是，国民党区党部只能另拨经费，将讲演记录成稿，“呈送钧部，以备考查”。（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2月20日、1944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这等于是用威胁手段，迫使讲演者有所收敛。原来姚从吾等倡导学术讲演活动，是为了替政府宣传，而到了此时，他生怕出事，就希望参与者严守学术的路线了。
    不过，已经没有几个教授能再回到学术的象牙塔内，因为敌人打到了家门口，已经有人喊出了“保卫大西南”的口号。国民党为了争取美援，获取民心，苦撑下去，也必须改变形象，拿出开放、民主的样子。昆明的国民党，由于龙云的阻碍，其工作更是艰难。这在姚从吾的信中，可见一斑：“中央提倡讨论宪政，开放言论，此事言之似易，执行实难。开放言论之尺度如何？是否仅有言论，而无实际活动者，即可放任？抑或对于无政治背景之牢骚，可以纵容，对于另有企图者，则仍当监视干涉”？（注：参见《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4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该信写于1944年5月14日，也即在联大五四纪念晚会开过之后不久。而这一五四纪念会，被联大师生认为是结束“雾的时代”的标志。原因是是年国民党已经将青年节改在了3月29日，但联大师生照样纪念五四，显示他们向政府挑战的姿态。（注：参见徐虹主编：《清华四才子：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吴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姚从吾向朱家骅请示如何对待那些不同意政府意见者，一定是他目睹了师生慷慨激昂、群情激愤的样子而有些紧张、无所适从。
    姚从吾曾努力阻止学生，但未能成功。他看出许多师生“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因此有所准备，特别是历史学系在5月3日召开纪念会之后。历史学系的纪念五四座谈会，有系主任雷海宗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发言。张奚若和周炳琳作为五四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而张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作比较，显然与国民党的口径不符。雷海宗在发言中，虽然主张纪念五四，但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因为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生荒废学业，最终对国家不利。显然，雷的发言，是想尽量息事宁人，符合国民党的主张，因此得到在场的三青团员的喝彩。而左翼学生王康，频频传递条子给本想来旁听的闻一多，要闻发言。闻一多最后讲了话，既回忆了自己在五四运动时的作为，又指出青年们的行动，还是值得鼓励的。会上的师生已经公开形成两派意见。（注：参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3-224页；王康：《闻一多传》，第285-289页。王康对闻一多讲话的回忆，比较突出闻肯定青年、批评时政的一面。其实闻一多的讲话，还没有与雷海宗争执的意思。见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67-69页。）
    5月4日，联大文艺墙报社原拟召开“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晚会，但因为参加人数太多，天又下雨，组织者想分两个教室进行，但一些人反对，还有人掐断了电线，室内顿时一片黑暗，座谈晚会不得不改期到5月8日。姚从吾对此描述说：“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由此看来，他自5月3日的晚会之后，的确感到已经失去控制，不想再让类似的活动举办，因此掐断电线一事，如左翼学生所言，很有可能是三青团成员所为。（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王康《闻一多传》提到，三青团分子割断了电线，使得会议无法进行，见该书第289页；但闻黎明的《闻一多传》没有提谁掐断了电源，见该书第224-225页。）
    不过，5月8日，集会如约举行，而且人数空前，近三千人，地点改在了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由此看来，姚从吾等人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他写道：那天的集会，“由罗莘田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文艺晚会，专以讲授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可见姚从吾等人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希求变被动为主动，干脆由学校出面召开纪念会，并想把会议内容限在学术讨论上。但这一策略只获得部分效果。虽然王康也回忆道，“这是个专谈文艺的晚会”，但闻一多在会议原定的压轴者杨振声讲完话之后，又站起来号召学生继承五四精神，并说道，虽然有人不让开这样的会议，但还是开了，而且规模更大。（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第290-292页；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5-228页。）这等于说，闻一多已经带领学生，公开向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挑战了。由此，教授中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朗，一部分人已经成了学潮的“热情的鼓动者”了，而另一部分国民党籍的教授，则成了学潮的“急切防范者”。原来以教学、研究为业的教授，再也无法栖身于学术的象牙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