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英国自由主义思潮中也有某些容易被我国学界所忽略的观点。如洛克和约翰·密尔等人的关于在认可多数派拥有执政权的前提下，如何注意防止多数派滥用权力，以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损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由对少数派利益的维护我们还会联想到英国政治思想中对个人主义的适度认可。一般认为，完善的个人主义理论首先出现在英国，特别是亚当·斯密、约翰·边沁及其追随者在经济和理论方面的思想问世之后。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的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概念容易被大众社会误读。在“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的呼喊中，为他人贡献是个人存在的惟一正当性，自我牺牲、主动献祭成为最高的道德义务、德行和价值。导致误读的原因不仅在于偏激的政治教化，还有传统因素。前些年，梁漱溟先生曾经哀叹：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就在个人作用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我们也看到过，有时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变成大众服从一人，甚至“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了不起作用的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多年里，笔者对笼统批评个人主义的说教曾半信半疑。可读书思考多了，逐渐看到：简单粗野的“忘我论”把人看成献祭的动物，违背起码的人性。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条件，承担起生存的责任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还是义务。极其简单的道理是，一个人只有自己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才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在学理划分上，个人主义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但如果它不是利己损人的，就不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准则相矛盾。
    英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又一特点是，从17世纪起，它们就与党派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建设结合在一起。所以，时代最流行的思想往往就是执政党的思想。
    起初半个多世纪里，英国的党派斗争带有阴谋和对抗的性质，如1682年少数辉格党人曾涉嫌凶杀，1714年、1715年和1745年个别托利党人曾参与阴谋和叛乱，故而思想论争中难免会有污言秽语、攻击漫骂。可自18世纪前期起，不列颠统治阶级还认识到反对党在议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认可它对执政党的监督、批评、纠错以及取而代之的后备政府作用。英国思想家（尤其是宪政思想家）在统治阶级政党权力竞争问题上，倡导了按照宪法惯例和平竞争的政治意识。久而久之，英国议会党争在貌似激烈的形式下培育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宽容精神，实际做法是：社会中上层的思想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尽量通过议会辩论的方式，并沿着法律的轨道求得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诉诸暴力冲突手段，不过度激化国内社会矛盾。这同时也就展现出英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再一个特点--相对保守性。
    所谓保守性，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始终明显的。可以说，英国18世纪的激进主义要比同时期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保守一些。英国19世纪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比法国的共和主义滞后，甚至欧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也是比较谨慎的，加上时代条件的限制，所以也不会像20世纪一些大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那样，造成极其沉重的后果和代价、教训。而20世纪不列颠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比西欧多数国家少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标榜。概而言之，英国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他们的理论上缺少一种“矫枉过正”的气派，所以也就不会出现“过犹不及”。
    所谓保守性，牵涉到不同时期英国政治思想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问题，或者说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否同时代的脚步一致。好的思想、先进的思想、超前的思想纵然有着精辟的见解、特色和深度，但不一定能够得到掌权者的认可，不一定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只能成为一种“闪光”。16世纪，最先进的思想是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但因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固然有着极为精细的设想和构思，却因现实条件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孤独的呐喊。还有，托马斯·潘恩的革命民主主义比当时英国本土多数流派都激进，但因其倡导革命思想，就不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所以就导致了他的流亡生涯。倘若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同代，就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了。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虽然久久流传，却始终没有成为执政者的思想，也有类似的原因。
    还有，就整个近现代来看，英国各类激进的和带有创新性质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才被政府权力群体所认可，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或者说，比起经济基础和体制的变革来，英国上层建筑的变革总是带有滞后性，一种进步的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也需要一个认知和检验过程。
    大体而言，直到20世纪初，各种主流思想都是某个执政党的思想。但在30年代之后，情况变化，两个大党--自由党和工党，得到了思想上的交汇点--凯恩斯主义，为它们在政治上接近，执行相近的政策准备了理论基础。共识政治开始出现，一连数十年。原因为何？值得认真分析。
    纵观英国数百年政治思想史，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诸般原因，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大多不能登到权力的顶端。多数著名思想家充其量是某党的代言人，而非政府和政党的最高领袖。换言之，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也多非思想界泰斗和名流。如培根与霍布士生活在王权相对强大的时代，曾得王室重用，可其思想只能在政治权力的合唱中演奏和声。其他如约翰·洛克在政界任职时间很短，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终生没有失去学者本色；爱德蒙·伯克最高的职务也不过是内阁末座阁员，且为时很短。再是19世纪的密尔、霍布豪斯，20世纪的拉斯基、克罗斯曼、罗素等。他们的思想精华大多是脱离官场的情况下产生的，但不妨碍他们的思想对政府决策或现实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再如，曾多年跻身辉格党改革者行列中的爱德蒙·伯克，晚年成为公认的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其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作《法国革命论》，成为当时和以后保守主义的经典；而带领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组建反法联盟的小皮特则被视为最早的保守主义的实践者。再如，在19世纪中叶，不列颠社会有两个共同体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伟大名字--学人密尔和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宣传和实践自由主义方面，由于他们职能不同，而被称为“行为界的格莱斯顿和思想界的密尔”（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51页）。
    例外的情况也出现过，如工党的第一位首相麦克唐纳就是一位论著颇丰的理论家。令他遗憾的是，其首届任期很短，政治上难有作为；第二届任期因被迫抛弃了工党的社会主义立场，竟然被工党中坚所遗弃。可以说，麦克唐纳议会制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在他在野时的主观阐发，而他在执政时却难得实施的可能。晚年的麦氏在行为和理论上就有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和悲剧色彩。
    设或会问，撒切尔主义和布莱尔主义不是以最高党魁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吗？也不是，所谓“撒切尔主义”实际上是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其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其理论导师是哈耶克。而以工党首相命名的“布莱尔主义”的真正阐述人，实际上是工党权威思想家吉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