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评介，以便为人们所理解。看起来做这样的评介似乎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一篇好的评介自然是要在把握和了解学术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当然也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也为人们点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到底在哪里，这对推进学术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里，想以著名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著作为例。2002年，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大学昆廷·斯金纳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经过重新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本应会在中国的学术界带来热烈的反响，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人深感遗憾。这不禁促使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我们学术评论究竟缺失在哪里？实际上，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斯金纳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197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金纳教授两卷本著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第一卷为“文艺复兴”，第二卷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自1978年到1982年，共有35篇书评出现，写书评者大多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如波考克、奥克肖特等人。无论是赞同还是提出批评，他们都带着无比敬重的语调来评论在当时才38岁的年轻学者的著作。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斯金纳也被看作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思想家。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前十名的思想家。
    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改变了通常的思想史研究重视抽象“观念”的方法，而是更加具体地将“一般的观念”集中于体现“观念”的“概念”上来进行研究。同时，他还为我们显示了“概念”内含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时还表现在“社会”的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变化的社会信仰和理论；第二，社会认知和意识；第三，社会的价值和态度。因此，只有在“语言”和“社会”的两方面下，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和变化。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斯金纳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
    直到现在，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斯金纳这本著作，甚至模仿斯金纳这本书的方法来写一本类似的书。这毫不奇怪，不仅因为要掌握这样一套理论方法，而且按照他这样的方法来写的话，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也都是要求非常之高。我们只要读一下斯金纳的这本书，即可知道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处理所体现的历史学功底是多么的深厚。
    第四，思想史研究的“公共知识”取向。目前，在历史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研究人员较少，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时，研究者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气馁，要充分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解构”现有的思想观念和重塑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在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上，既要考虑到思想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思考思想史的研究将要为别的学科，甚至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有自己的学科式的学术导向，又要有一种“公共知识”取向，让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和基础。
    目前，思想史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据我保守的估计，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将要到来。当我们在审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时，深切感到，由于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相比，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在这样基础薄弱、现在重新起步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够奢望一下子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和定位应该是，将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我们的研究介绍过来，将在西方学术界中已经成为公认的知识变成为我们整个学术界，甚至社会，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界自身的“公共知识”。
    对于“公共知识”问题，平时我们对此重视不够，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定位下来研究思想史，首先服务于学术领域，服务于社会，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通过思想史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借以实现在某些研究领域的突破，取得能够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成果。写到这里，想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话：“就外国史学而言，‘鉴别吸收’也是治学的硬工夫，也是不断追求‘勇于和善于吸收’的大目标。通过‘鉴别’，才能有所创新，才会摈弃译文组合，才可领会‘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意境。”因此，在目前，我们要不怕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要从“公共知识”的角度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相比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这些都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学研究者的工作密不可分。正是他们通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才把很多学科性的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我想，和世界史研究一样，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这里，同样，未来思想史研究进步的起点也就在这里。
    【收稿日期】200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