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特点和启示
    纵观英国数百年政治思想史，可以发现，英格兰的政治思想界似乎没有永远春风得意的思想流派。时代不断地变化着，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家及其学说。一方面，多种思潮并存，各显风采；另一方面，任何卓越的思想也只能各领风骚若干年，各种政治思想都有局限性和短暂性；时光的浪花在不断冲刷它们，选择它们，同时还改变或抛弃它们。而不以个人思想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则不断地对思想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鉴于上述态势，可以用一句中国话去概括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思想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英国不可能只存在某种永远得势、始终适应各个时期发展需要的思想体系，否则其政治文化生活就可能是僵化的、专制的，会有不幸和悲哀。
    再者，或许是保守主义传统所致，英国的思想流派大多有着较强的宪政观念和法律意识，他们在阐释重大问题时，经常能够通过比较和缓的方式，尤其是从宪法或宪政（constitution）高度去论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权力分配，评介不同社会等级的特权和权利。例如，“光荣革命”以来，英国辉格主义、托利主义思想家的论战大多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同王权、议会制、政党以及分权和制衡等重大问题相关，而且各派的思想家在论战时总是能与" constitution" 结合起来，故有更强的深度和广度。19、20世纪亦是如此。直言摧毁或取代现有宪政体制的政治思想流派甚少。甚至在19世纪最激进的宪章运动中，广大民众在争取民主权利时，也很少提出废除君主制和贵族上院的共和主义要求，而是一再采取了向议会呈递请愿书的合法形式。
    正是一些学者看到宪政常常是与共和制密切关联的，为避免矛盾，解释道：“光荣革命”后，由于《权利法案》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的通过和实施，英国出现了“虚君共和”，即没有共和国形式的共和国。
    实施宪政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在于控制公民的私人行为并加以惩罚。任何符合宪政精神的宪法都必然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公民私人权利的规定和保护，二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保护。
    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意识也是明显的。固然，绝大多数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阶级倾向，但也不排除少许超越阶级私利的法治观念。例如，约翰·洛克在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时，就不但指出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是没有资格存在的，而且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已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他的说法很明确：“每一个人和其他最卑贱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他本人作为立法机关一员所制定的那些法律。”“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宫廷权贵和乡村农夫都一视同仁，不因特殊情况而有所改变。”（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212页）洛克虽然是一位辉格党思想家，可他的这一思想精华，无疑超出了当时和以后一般辉格党人的思想高度，在以后许多国家的不同国度里起着进步作用。另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就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实际上，在17、18世纪，英国人的法律地位是相当不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长期被一小部分人所控制，即是最好的说明。
    在19世纪以前，除了与宪政、民权密切相关的人身保护法之类的规定之外，再一重要方面是对财产权的格外重视。当然，目前我们重提财产权，是考虑到，这在我国似乎是一个应重新认知的宪法问题。因为，即便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生活还必须依赖对一定的财富的占有。财产权应是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可在一段时期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我们的宪法承认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但在思想观念和某些行为中，某些人对财产权仍然怀有深深的傲慢和偏见--心仪之而口非之。这在上一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尤其典型：个人财产占有被宣判为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并被列入“尽快废除”之列，包括稿酬制和等级工资制的废除；各种离奇的做法和说教，致使绝大多数人不敢坚持财产权的正当性，而将之视为人间“万恶之源”，意欲连根铲除。极少有人从经济、政治和法律上去考察财产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财产权和生命权、自由权一样，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财产权还是生存权的基础。
    另一方面，笔者对近年来在国内某些论著中对“财产权”的所谓“普世性”作用的赞扬，也不敢苟同。近代英国宪政学思想强调财产权，不仅包含着对传统封建强权的否定，还带有捍卫当时私有体制的主观愿望和狭隘阶级倾向，其阶级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英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财产占有不合理现象，不仅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抨击，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为之愤慨。19世纪之前，某雇农烧了地主的草垛，或某贫苦市民偷了一只钱包，会被法庭判处绞刑。19世纪后期，人道主义者伦纳德·霍布豪斯依旧强烈质问道：“对财产是不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权利？一种经济制度，通过继承法和遗赠法使巨大的不平等永久存在，这种经济制度是不是根本就错了？绝大多数生下来除了他们能靠劳动所挣得的东西外一无所有，而少数人生下来却拥有超过无论哪个有功劳的人的社会价值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不应该默认？”（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页）无论是血淋淋的历史还是进步学者的呼吁，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论坛上占据了颇大的地盘。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英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这是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无法回避的难点。例如，对于欧文主义，坚定的暴力主义革命家一面认可它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贡献，一面指责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不彻底性，批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实验的荒唐可笑，甚至断定它在英国思想界影响的微不足道。可如果我们综观英国和世界近现代史，还应该看到，欧文是一位具有强烈理想主义信念和社会创新精神的社会教育家，其诸多主张是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实现了的。可以发现，经过费边社、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欧文思想在联合王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中，不仅部分地得到了实施，并且避免了一些人为的流血、屈辱和痛苦。而且欧文带有空想性质的实验所造成的利益损害主要是个人的，而非社会性的，其危害微乎其微。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而且最广泛、最持久、且被证明失败了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是我国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恰恰是由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者所发起的。所以，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