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公布的《查验人民自卫枪炮章程》提到的广东的民间枪炮分为四等：甲等包 括“各种管退炮、各种架退炮、各种药包炮、各种水旱风机关枪、各种轻手机关枪、各 种机关炮”；乙等包括“各种五响步马枪（属于无烟枪范围以内者）、驳壳手枪、碌架手 枪、左轮手枪、曼利夏枪、曲尺手枪、金山擘飞针手枪、其他各种新式手枪、千斤以上 重量大炮”；丙等包括“洋造鸟枪、毛瑟枪、村田枪、黎意枪、云啫坚地利枪、马的利 枪、士乃打枪、来福粤枪、们拔兰枪、其他各种逼码针枪、五百斤以上重量大炮”；丁 等包括“大喼长枪、大喼抬枪、大口扒枪、六响拗兰手枪、金山擘明制手枪、五响打心 手枪、土造大喼手枪、土造鸟枪、五百斤重量以下大炮、土造单响枪”。（注：《查验 人民自卫枪炮章程（续）》，《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7日。“喼”：粤语，指撞针 出现以前的旧式枪支的击发装置。）广东民间这些五花八门的枪炮差不多反映了两三个 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火器史。
    盗匪手中更有大量武器。对于民国初年广东有多少盗匪，有人做过种种估计。1913年 ，有人估计“粤省盗贼约20万人”；有人则说“若总全粤计之，吾恐白起长平之数，始 堪比拟”。（注：《广州香港专电》，《时报》1913年5月9日；《囚犯之福音》，《民 生日报》1913年4月17日。）1915年，中国机器总会估计广东的盗匪有30万之多。（注： 《广东之兴业弭盗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4月6日。）1926年有人估计广东的 股匪至少有11万人；（注：《广东匪祸之概况》，《国闻周报》1926年5月16日。）与此 同时另一项估计则称广东有盗匪20余万，拥有的枪支在17万支左右（注：广东地方武装 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编《肃清广东的土匪方法及其善后》，1927年印行，第22页。）。
    广东盗匪以“枪械精利”著称。例如，1912年7月东莞县吴皮泰匪伙伏击前来围剿的军 队，“用机关枪猛击，弹子如雨……军士毙伤无数”。（注：《东莞道滘贼匪已平》， 《民生日报》1912年7月24日。）
    差不多同时，涉谷刚也对广东63个盗匪团伙作了调查。因为他对大多数团伙的人枪只 列举约数，所以我们无法据此对全省盗匪拥有武器的总数作出估算。他的调查显示，63 个团伙都达到一人一枪的装备率，其中至少有17个团伙拥有机枪，4个团伙拥有炮，还 有3个团伙拥有武装轮船。例如活动在香山、顺德、新会的袁广照团伙，有3800余人， 武装小轮船8艘，水机关枪11挺，旱机关枪6挺，小火炮3门，步枪和手枪3000支以上。 顺德的麦报团伙有200余人，手机关枪、新式步枪、驳壳、左轮手枪共200余支，武装轮 船2艘，还有水雷。南海县的“雷公全”团伙有600余人，有驳壳100支、左轮400支、新 式步枪200支、机关枪5挺。某次“雷公全”率领20多人上茶楼，据说携带“旱机关枪二支，用麻包包裹；手机关 枪八支，驳壳、左轮共十余支”。（注：《匪徒持械横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 月12日。）
    1924年10月《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 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注：《自杀底孙文》，《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4日。）据丁文江统计，1924年前后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队总 数为16万余。但当时的军队的装备率不能达到一兵一枪，如在粤湘军，1923年底来到广 东时有3万余人，枪才1.5万支；东江战事后，人枪都有损失，剩下2万余人，1.2万余条 枪。（注：丁文江：《广东军事纪》，《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第68、59页。邱捷 在1950-1960年代常听长辈讲民国时期的广东掌故，老人们谈及1920年代一些小军阀被 戏称为“三多司令”：官多过兵，兵多过枪，枪多过子弹。）这样看来，军警的枪械总 数也不过十几万，尚不及民间武器数量的零头。
    当然，所有关于当日广东民间武器的数字都不可能来自科学、权威的统计，各项调查 统计的标准也不一致，今天我们更无法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但是，根据这些不确切的 数字，再结合其他资料，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民间武 器的数量大大超过军警；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广州商团以及部分盗匪团伙），民间 武器的质量也超过军警。
    二
    讨论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必须从晚清说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红兵起义后，广 东出现了“地方武力化”的情况，（注：参看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 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杨念群：《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从此民间 武器泛滥。虽然官府一再重申枪支的禁令，但禁而不止，“无知顽民往往私行携带”， “不法匪徒往往暗带洋枪，游行城乡”。（注：《穗石苔笺》，《申报》1897年7月28日 。）无论是“民”还是“匪”，都拥有大量的武器。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广东是国内社会变迁迅速、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也是新旧政治 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又因盗匪横行而有“盗甲天下”之称。康梁的保皇会，孙中山的 革命党，都以广东为起事的首选地区。民国初年，广东局势动荡，战乱频仍，从1911年 到1923年，统治广东的政权更迭了六次，每次都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战乱和动荡使广东 的各个政府无法对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实行有效的控制，盗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925年报纸说，“匪氛之炽，迄今日而已极”。（注：《粤省举办大规模之清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日。）从辛亥革命前后到1920年代，是广东历史上盗匪活动 的高峰期。一方面是盗匪的高度武装化，另一方面，在“官之卫民，不如民自卫”的口 号下，城乡的各种团体和个人纷纷购置武器，组织武力，在城镇建立了商团，在广大乡 村则是规模不一的乡团。到了大革命兴起以后，革命政府又扶持工团、农团（农民自卫 军）。于是，除军警以外，广东到处都是合法（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和非法（匪伙 ）的武装团体。稍为富裕的居民，也会设法购买武器。难怪当时有人说，“大约广东人 喜欢买枪自卫，这是无庸讳言的。”（注：《保全民命与痛剿悍匪》，《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