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被扣对商团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政府和商团关于扣械案的往返文件中，商团一 再强调这批枪械是商人以“血汗之资”合法购买的自卫武器，指责政府出尔反尔；而革 命政府开始时也只是强调枪械在领照后四天即运到，“时日不符”，式样、数额（商团 公所存根只有5000余支，但申请购买9000余支）也有问题，并没有否认军政部曾发护照 的事实（后来孙中山下令取消该护照），而且允诺一旦查清这批武器不是用于反抗政府， 将会发还。10月10日武力冲突发生之前，政府一直表示这批武器可以有条件地发还。对 扣械案持强硬态度的廖仲恺也在省长布告中表示同意商团缴款领械：“每杆定价一百六 十元，前经在商团公所缴款领收据者，亦特示体恤，概予承认。即已缴百元者，准予补 缴六十元，立即发枪。”（注：《广东扣械潮》卷2“文件”，第46页。政府和商团双方 关于扣械往返的文件也都收录在这一部分。）如果局限于武器管理这个角度，这只是取 消商团自行发照的特权，要求商团的武器同其他民间武器一样交枪照费而已。
    然而，政府的扣械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决定，而不是仅仅对“非法”购买武器的查处 ，事变的发展，更演化为一场关系革命政府存亡的斗争；尽管政府发还了部分枪械，但 商团仍坚持与政府对抗的立场，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予以镇压。关于商团事变 ，几十年来有很多研究成果，不过，单就“民间武器”这个主题来说，仍可再作分析。
    扣械事件发生后，政府大幅度调整对民间武装团体的政策，颁布了《全省民团统率处 章程》、《全省民团条例》等法令。《全省民团条例》规定，“各民团（包括农、工、 商、乡团）原有枪械子弹数目、种类，应册报民团统率处派员验明，编号发给护照”。（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98页。）大元帅府决定“发给对外定购大批军械之运照，宜严加限制”；（ 注：《发给购定枪照之限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8日。）“嗣后凡遇民团或 私人领枪自卫，均应先由兵工厂会同民团统率处核明”，领枪民团或个人取具“切结” ，“再由省长详加考核，具加切实按语呈候核示”。（注：《民团与私人领枪手续》，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4日。）在平定商团事变后，政府收缴了参与事变的广州、 佛山等地商团的枪械，并处以罚款。
    但政府在一些地方的收缴行动遇到激烈反抗。1924年10月滇军到清远县收缴商团武器 时，当地商团与乡团“纠合数千人”围攻县城。（注：《广东扣械潮》卷1“事实”，第 122-123页。）11月，福军数百人到南海县西樵收缴枪支，与乡团发生冲突，报纸用“ 炮火连天”来描述当时的战况，“所有西樵百余乡之乡团，均武装出队，某军亦加派大 队至援”。（注：《民乐市军团激战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9日。）政府 显然没有能力对涉及事变的数以十万计的商团、乡团实施缴械，所以，在事变平息、部 分商团的枪械被缴以后，政府宣布保护“各属乡团”和“良善商团”，不再实施缴械（ 注：《许崇智保护各属乡团》、《帅令保护良善商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 3、4日。）。
    事变期间和事变后，政府发布一系列法规加强民间武器的管制，省政府鉴于枪照“前 时向非由一机关颁发，格式既异，检查自难”，乃制订新章程，规定“查验执照事项由 省政府军事厅主管”，执行则由广州公安局以及各地县署、警局。（注：《换领人民自 卫枪支执照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又制订《禁止海陆军及人民私自买卖军装枪弹简明条例》23条，这个条例规定军事委员 会是武器执照的主管机关，条例一些具体规定也与广东省的章程有所不同，例如枪照的 价格；又如省的章程只允许民间申请持有长短枪，但军事委员会的条例则规定可申请持 有“水旱机关枪、手机关枪、大炮等”。因为两项法令有抵触之处，而广东省的章程颁 布办理在先，所以，军事委员会决定，发照仍由军事委员会主管，但广州市的民间武器 “仍由市公安局遵照省府颁行章程办理”。（注：《发给枪照权限之划分》、《禁止私 购军装暂行条例》，《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31日。）稍后又颁布条例规定：“ 省政府及其所辖之各市县与警察民团等需用械弹时，得由省政府向军事委员会请领”； 又规定：“军需部补充省政府枪支，新旧合计每省全数不得过一师，子弹每枪不得过二 百颗，但有特别情形时，不在此限”。（注：《省政府请领械弹暂行条例》，《广州民 国日报》1926年5月18日。）北伐开始以后，枪照的最后核准权又改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部。（注：《取缔人民购置枪械暂行条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9日。）
    这些条例总的精神是要收紧对民间武器的政策，但前后的变化又反映出法规的制定者 不得不迁就广东的现实，如对民间是否可以合法持有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最初省政 府的条例是不允许的，但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条例则是允 许的。政府当日不可能有能力彻底解决广东民间武器充斥的问题，在商团事变后，民间 武器的减少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对民间武器也未能实现有效的管制。